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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与皇帝的矛盾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酝酿已久。
严格来说，从董仲舒改造儒学，使儒学登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儒学与皇权之间就有着天然的冲突。孝武帝看似推崇儒术，实则用的还是法术，不过是用儒术修饰而已。到了孝宣帝，更是明言汉家自有法度，霸道、王道兼用，不可能纯任儒术。
儒门当然不肯罢休，不断反抗，最后的结果就是王莽篡汉。
王莽败亡了，儒门却没有完全败。
光武复兴，鉴于儒门影响之大，实际上继承了不少王莽的政策，儒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前朝时势大的地方豪强渐渐服膺儒学，成了儒化的士族，其中的精英则成了世家。
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就是其中的代表。
细数本朝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有儒学传承，已经不是纯粹的豪强。
儒门影响越来越大，必然会引起皇权的警惕。本朝前期，外戚掌权。儒门锲而不舍，潜移默化，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将原本是军功勋贵的外戚变成了具有儒学素养的外戚，儒门与外戚渐有合流之势。
窦武就是儒门寄予厚望的大将军，而马融则成为外戚中的一代儒宗。
但孝桓帝重用宦官打断了这一趋势，将儒门循序渐进的希望砸得粉碎。渐进温和的方式难以实施，儒门也渐渐失去了耐心，越发偏激，最终随着窦武、陈蕃被杀，矛盾激化，引发第二次党锢。
至此，儒门中激进的那一部分被称为党人，与皇帝走向了彻底对立。
从建宁二年（168）到中平元年（184），这次党锢持续十七年。如果从第一次党锢算起，就是十九年。
十九年中，无数儒门中人遭到禁锢，不得出仕，对儒门的打击很大，对朝廷的打击同样致命。
党人被禁锢的十九年，正是宦官势力扩张最快的十九年。
虽然还有不少儒门中人站在朝堂上，与宦官坚持不懈的斗争。但他们本身就偏向保守，对皇帝有所忌惮，面对不择手段的宦官，他们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相比之下，倒是被禁锢的党人不屈不挠，积蓄了不俗的力量，最终打破了禁锢，重新登上朝堂，并掌握了力量，将宦官赶尽杀绝。
现在回头反思，党人肯定是有责任的，具体表现就是冲动，过于理想化，在遭遇挫折时容易走极端，最终走到了废立，甚至是改朝换代的一步。
但平心而论，废立有之，改朝换代则不是党人的本意。
王芬、陈逸等人企图劫持孝灵帝，立合肥侯为帝，绝无改朝换代之心。
袁绍身边有想改朝换代的人，但数量有限，绝大多数人还是倾心朝廷的。即使不说何颙、陈寔、荀爽等人，即使是田丰、郭图也没有要改朝换代的想法，他们都曾提议袁绍迎立天子。
所以，党人有错，但错的是手段，党人的动机没有问题。
“党人最大的失误，就在于缺乏陛下强调的务实。若能脚踏实地，积跬步以致千里，不致有今日之败。”荀或说完，一声长叹。“这不仅仅是党人的失误，而是整个儒门的先天不足。如今得陛下补完，实乃儒门之幸。”
刘协一直静静地听荀或讲述，没有插一句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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