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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年是个在后世被大书而特书的年头，在这一年里，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的变化。
……
马德并没有预料到他给宋荤出的那个主意最终会演变成了什么样的结果，不过，那确实是一个闻者心惊的主意。
漕运，盐课，河务！
对清廷来说最重要的三件事。每一件事都牵联极广，每一件事都带动着数不清的人的利益。可是，这三件事却最终在各种因素汇聚的情况下，在马德朝宋荤说出那四个字之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从头来看一看吧！
首先出事的是盐课！
因为太子一党害怕马德得到江南总督之位，断绝了自己的财源，所以，他们用自己掌握的各项证据，威胁扬州盐务总商安歧和季沧苇，使得季氏与安氏不得不仗着自己大场商的势力去迫使另外一些身为散商的盐商去为马德制造麻烦。因为，纲盐法之下，总商是负责发放盐引的，而且，那些盐商因为早早地就买好了盐引，如果没有场商替他们供盐，他们就无法获利，也就无法交足盐税，到时，必然一蹶不振，从此与奢侈豪华的生活告别。所以，两淮盐商为了以后的日子，不得不屈从于各种压力，最终形成了两淮盐商集体对敌安徽的局面。
可是，面对这种情况，马德却首先摆出了一副强硬的姿态，他联合了辽东的费老头以及实力只在两淮盐商之上的晋商和部分徽商，运用官府和商场两种手段，跟这些人硬拼起来。而马德的表现又嬴得了康熙的支持。……其实，如果马德一开始就手足无措、应对无方的话，康熙绝对会舍他而保全安徽，可是，马德却硬挺住了。这使得康熙可以考量的东西多了起来，最终，他选择站在了马德这一边。
于是，双方的天平开始倾斜，当于成龙和准泰表态之后，其实马德的胜利就已经成了定局。
而就在此时，李蟠提出的“票盐法”被呈到了康熙的手中，并且在清廷的几大首脑之间引起了分歧。高士奇、马齐、张廷玉三人和太子、佟国维相比还弱势一些，可是，康熙若无若无的支持又使得这种对抗开始朝着不利于盐商的方向发展。
结果，消息传至江南，立即就造成了两淮盐商的巨大反弹。
就如宋荤所说，人多胆大！两淮盐商一方面哄抬江浙粮价以威胁清廷，一方面鼓动与之有关联的清廷官员封杀“票盐法”。而他们的这些做法，也终于迫使宋荤去向马德求援。宋荤本来只是想让马德帮他解一解燃眉之急，可是，却没有想到会从马德那里得到一招“离间计”。
于是，真正的大麻烦开始了。
宋荤回到江苏之后苦思冥想了几天几夜之后，下令开始征集漕粮，又过一些日子，他又开始组织船只，可是，他却不走运河，转而欲行海运，并扬言：“海运耗费倍少于漕运，现今粮价上涨，为国家节省钱粮，以免直隶缺粮计，实不得已而为之也。”
结果，江南大哗！
漕运，以总督索拉旺为中心，上可至京城王公贵族，当朝重臣；下又有十万运军旗丁、运河沿岸各个码头的水手、店铺乃至小贩，其牵联之广，只比盐课大，却绝不会比之更小。
所以，宋荤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可是，海运的计划却不能停！因为，当时的情况却已经到了两难的境地。……盐商们如果让步，则票盐法一旦施行，他们必将永远失去现今的地位与巨大的财源，而他们如果能坚持到清廷允诺不施行票盐法，就还会有一线生机，因为到那时候，他们只需要能够打开马德的封锁就行了。而他们既然能让清廷在盐法方面让步，乘胜出击再让马德让步也就不会再是什么难事；可是，同样的，在现在的形势下，宋荤也不能让步。因为如果让步，宋荤就没有足够的钱去完成漕粮的征集北运，虽说这里面也有漕运总督的事情，可是，收粮的任务可是归他这个巡抚的。如果因为漕粮不足而造成直隶粮荒，他绝对负不起那个责任。他已经在官场混了那么久，当然很清楚到时候如果要找人对现在的事情负责的话，是不会有什么人会去理会他现在所遇到的难题的。
在地方上的人都很艰难，可朝臣们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行了。
他们先攻击宋荤，然后，再攻击马德，再之后，吵成一团。
可是，这种争吵没过多久，朝臣们就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这样的争吵其实一直是自己和自己打嘴仗。真正的相干者，马德和宋荤等人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实际的伤害。因为，他们这些朝臣的手都伸得不短，同时在漕运和盐课两方面沾便宜的占了大多数。而他们如果支持盐商的话，就不能出言反对高粮价，可那样一来，漕运势必难以进行；可如果支持漕运的话，又必须让盐商放弃哄抬粮价，而那样又等于让盐商们去自杀。对此，有些大臣调整了策略，转而重新攻击马德，可是，马德“自卫反击”的理由充分，谁也撼之不动；又有人意图攻击宋荤的海运，可是，如果海运不行，直隶必然挨饿，谁负得起责任？所以，这种攻击也只能无功而返。最后，有大臣想请康熙多出钱，好让漕运得以顺利运行。可是，康熙以西北、四川等地急需钱粮为借口就是不答应。
于是，事情僵持了起来，宋荤也一直按部就班的执行着自己的海运计划。
而海运一旦开始，漕运必然损失巨大！
所以，朝臣们一夜之间挠掉成百上千根头发的不在少数！
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开始朝着漕运和盐商们开火了。
在江苏晃晃悠悠过了一阵，又在河南和于成龙泡了一段日子的郭大御使也回来了，此人本着“折腾就折腾个底儿朝天”的宗旨，一上朝堂，就向康熙递交了一份奏折，不仅极言漕运和纲盐法的弊端，连清廷的另一件大事，河务，也给扯出来使劲“涮了涮”！
郭琇指出：漕粮的运输费用过高，损耗也太大，运送一石漕粮，往往要花费几倍的代价，因而年年要支付大量经费。为此，朝廷就不得不向百姓转嫁漕赋，而如此一来，官员便往往以此为借口横征暴敛，定额一石，常实征三至四石，有时甚至高达七至八石。另外，维持漕运的损失过大：一是为修治运河通道要支付巨大的河工费，二是为维持运道水量不多不少，时常给沿运河一带造成严重的水旱灾害，三是为挽救运漕粮要修造数千只漕船，要支付运丁的巨额补助银两，四是各处各级官吏借漕粮的征收兑运而中饱私囊。以上种种开支最后都转移到百姓税户的身上。总之，如果仍维持目前的漕运制度就是极大浪费，害多利少。再不整治，早晚必成朝廷一大锢疾。
另外，纲盐制使得盐商垄断盐课，造成盐价不断上涨，百姓的负担加重，结果官盐滞积，私盐活跃，以致朝廷的盐课收入日益减少，形成“上、下交病”的局面，如今盐商更是上下其手，不仅意图以盐迫官，竟还敢联合起来与朝廷对抗，“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是再纵容下去，必然使得朝廷威望大降。所以，应当立行票盐法而废纲盐法。
而对于河务，郭琇也认为是一个贪污渊薮。他指出，虽然前有勒辅，后有于成龙、陈潢等人忠于职守，可是，河务官员依然有不少人从工程和料价上下手，用虚报工程数量，增加河工料价等方法进行贪污。使得朝廷每年都必须拨出大量经费治河。可是，由于河员贪污中饱，长此以往，只会造成花费浩大，水害反而愈烈，病民也愈甚的结果。最后，他直接对康熙指出：“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清末魏源语）。
除此之外，郭琇在向康熙递上了自己的奏折的同时，也把于成龙、陈潢、彭学仁、封志仁四人联名的一份奏折也上呈给了康熙。于成龙、陈潢等人的这份奏折以勒辅曾经说过的一句指责某些漕运官员“只顾治运，不顾治黄”的话开头，指出若想彻底治理好河务，必须“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奏折上指出，运河时常堵塞是因为与黄河相联，泥沙淤积，以及黄河的河道变迁。而往常治河，大多是只注意漕船需要经过的地方，若是其它地方决口，就很少关注。如此以往，只会黄河河水持续泛滥或者再次改道，运河也最终难以保全。……所以，如果想彻底解决河务问题，就得暂时断绝漕运，先把一切整好再说！
……
这两份奏折几乎就是一套组合拳，打得不少文武官员都是晕乎乎的。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事情的性质。虽然满朝文武在纲盐法和票盐法两种盐法之间的争执已经是在争的一个废除与否的问题，可是，漕运方面却不一样，他们只是争的一个暂不暂停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郭琇、于成龙等人的奏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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