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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所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新式教育同以科举应试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之间的尖锐矛盾。
作为历代选才取士的基本制度，科举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超过千年。
经过长期的演进，其体制已经完全成熟固化，考核内容以儒家经学义理为核心，以“8股文”为形式，来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
然而，8股文僵死的形式禁锢了人才的思想，使得科举制度丧失了原本的积极性。
而4百年的8股文发展又让儒教难以接受新的思想和学术，极度缺乏革新精神。
但是，纵然它有多重问题，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况，存在思想压制的问题，但科举考试却是历朝历代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特别是对那些寒窗士子们来说，科举是扭转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唯1途径，谁要动这命根子，他们就要跟谁拼命。
这也是清末新政崩溃的重要原因，由科举向新式教育过渡的失败导致各地士子人心离散。
这对于如今的东南巡阅府也1样，东南6省9成9的官员都是科举上来的，下面的读书人8成以上都是科举士子，1旦不能处理好科举问题，东南纵然有十万大军也没用，低效的统治将使这1切变为空中楼阁。
因此，在新式教育建立的同时，左孝威选择了改革明清的社学制度，制定完整的升学体系，向其中加入新学思想，逐步将科举士子吸纳进这1套流程。
这套社学制度与新式教育的学校1样，有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每年按级晋升，小学之后进行考试分科，少部分人继续学习儒学，其他人向数学、物理、实业等方面钻研，中学毕业考试通过后授予秀才身份，进入大学堂学习，毕业后授举人，可以入京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选择考东南巡阅府的公员考试，成为东南巡阅府下的公务员。
为此，左孝威设立了6座国学院，分别是设在江宁的东南国学院，苏州的江苏国学院，安庆的安徽国学院，南昌的江西国学院、杭州的浙江国学院和福州的福建国学院。
相比于教资充足、生源充足的社学，新学的教育就要难的多，首先就要从广建学校，增加补助等方面入手，循序渐进，引导东南的百姓进入新式学堂学习。
同时，左孝威还特别将新学建设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要求各地官员严格督办。
而督办的标准则是东南巡阅府临时出台的《临时学制令》，这套教育法令主要针对的就是如何改革科举制度和初步建立新学制度。
至于义务教育，还要等经济改革完成之后才能谈起。
文化事业的根本是教育，但不止教育，以史为鉴，凡是在学制上动刀子的，总免不了文人士子的口诛笔伐。
在古代，这些人的这套方法确实相当有效，大部分政府都对其束手无策，只能以相互妥协收场。
但随着时间的进步，左念微只能告诉他们：“时代变了！”
不同于在科举制里摸爬滚打过的左孝威，左念微没进过科举，对于科举改革自然也说不出太多有用的东西，但对于这些文人的舆论战，左念微可就太有经验了。
为了充分应对这些文人对科举改革的讨伐，左念微在左孝威的帮助下组建了1个宣传部门——文宣司
早在光绪十8年，左念微就授意创办了《南洋日报》，是国内最早的官办新式报纸和租界外的报纸。
《南洋日报》辐射范围极广，十余省内均有流传，其汇报内容也是时政、民生、商业无所不收，在办理途中为现代舆论行业积累的大量的经验。
而《日报》也为南洋在加强舆论管控，防止虚假宣传、负面引导，防范情报泄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尤其是如今自治之后，东南巡阅府开始提倡合法言论自由、学术革新等，这些事情在有好处的同时也给了敌人机会，有守旧派暗中借此诋毁自治政府，有列强实力借此搞文化入侵。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在这个科举改革的重要关头，对舆论行业的严格管理势在必行。
文宣司的建立就正合此要求，在文宣司的建议下，东南巡阅府参照西方列国法令，制定了《出版标准令》，并由文宣司负责执行监管。
同时，文宣司还创办了多家新报纸报刊，包括针对东南政府重大决策、社会热点、国内外重要事件的《东南时报》，针对列强和国内外大事的月刊《列国博闻》，关注国内实业、工业、科技的周刊《自强》。
利用文宣部下的这4大金刚，东南巡阅府开始向民众大力宣扬新思想，树立国民意识，提倡优秀民风，鼓励实业进步，振兴国家。
而文宣部也没有辜负巡阅府的期望，成功调解东南民间情绪，辅助政策实行。
新式教育和科举改革成功在东南6省铺下去，为富国强兵打下牢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