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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爱因斯坦不太愿意离开德国，更不太愿意离开欧洲。这倒不见得是真的有多么的爱国。而是舍不得多年以来在德国已经形成的学术氛围。不得不承认，在二十年代，德国这里才是世界科学的中心。
远离学术中心，会给一个科学家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爱因斯坦还是不太愿意走的，所以在和李谦交谈之后，他依旧还是有些犹豫：“我再想想。当然，我们先去中国，然后我再去美国，这个事情不会改变。这要不少时间，应该能看出一些问题了。另外，我觉得您也可以邀请诺特女士一起去中国。”
“这还用你说？”李谦说，“我已经向诺特女士发出过邀请了。而且希尔伯特先生也支持她暂时离开德国，去国外走一走。您知道，诺特女士最近的处境相当的不好，所以她的心情也不太好。出去走走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因此，我代表上海大学和联合研究所，向她发出了邀请，只是诺特女士依旧有些迟疑。她告诉我说， 他需要再考虑几天。爱因斯坦先生，您和诺特女士是同一个民族的，而且又互相熟悉，你有空也去劝劝她，这样我们去中国的路上，就又多了一个可以讨论一些复杂问题的旅伴了。”
诺特作为一位女数学家，在这些年的处境的确比爱因斯坦要艰难得多。首先在经济上，爱因斯坦在1922年获得过诺贝尔奖，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奖金。虽然据爱因斯坦宣称他将这笔奖金给了自己的前妻米列娃·玛丽克，但是据说爱因斯坦根本没把这钱给米列娃·玛丽克，而是拿到伦敦的股票市场上去投资。然后在29年的股市风波中，亏了个精光。
但即便如此，爱因斯坦的收入水平依旧是远高于诺特女士的。物理学家本来就比数学家高光，男性教授的收入又比女性高，爱因斯坦还经常性的走穴，这又是一笔收入。相形之下，在大学教授工资最高的时候，诺特女士还只能以希尔伯特教授的助教、讲师的的身份，在大学中任教，后来虽然弄到了一个荣誉教授，但是这个教授一分钱都没有。等到再后来，终于获得了正式的教授编制了，经济已经完全垮了，正宗的教授也很难养活自己了。可以说诺特女士一直都生活在贫寒之中。而去上海大学走个穴，在经济上其实对于诺特也很有帮助，只不过诺特女士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于经济方面要求不多，在她看来，每天能提着两个面包，一壶水回家，维持住生命，来进行数学研究就已经够了。
所以，虽然是数学家，但是当李谦拿出一个月就超过她一年的收入的走穴费用的时候，诺特女士却并不是非常动心。她甚至说：“我一个人，每天有一壶水喝，有两个面包吃，也就够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虽然钱上面的事情诺特女士不是特别关心——虽然她是一位数学家，但是她对工资的数字并不敏感——但是对于安全问题，她也是相当的纠结的。
诺特女士遭遇到的安全问题，比爱因斯坦严重得多。因为爱因斯坦的名气要比诺特女士大得多。这种名声，也使得哪怕是纳粹，在这个时候也不敢轻易对他下手。但是诺特女士就不一样了。的确，诺特女士是伟大的数学家，而数学则是高居于自然科学歧视链顶端的学科。你看看希尔伯特经常性的鄙视一下爱因斯坦，李谦习惯性的鄙视德布罗意，凭的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他们是数学家吗？
但是数学家的名气是出不了圈子的。要说在大众范围内的影响度，李谦大概是这个时代最广为人知的数学家了，但是他之所以广闻人知，并不是因为数学。所以虽然诺特女士在数学家、科学家的圈子里影响巨大，甚至被人们尊称为“代数女皇”、“数学的雅典娜”，但是出了这个小圈子，谁知道她是谁呢？这就意味着她的影响力有限，也就意味着她特别容易被欺负。
因为她的女性以及犹太人身份，她到处被人欺负。如今即使是哥廷根也已经不是世外桃源了。29年底的时候，诺特女士就因为犹太人和单身大龄女子的双重受歧视身份，被租住的公寓楼的全体住户一起，以非常民主的方式驱逐了出去。
除此之外，遭到辱骂威胁也是家常便饭，甚至于直接被某些种族主义分子殴打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数学的雅典娜”在数学领域内有着强大的战斗力，但是在数学之外，她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而已。仅就战斗力而言，和黄婉贞这样的女暴徒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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