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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月到七月的这两个月中，整个中国的局势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何应钦在徐州被孙传芳打得大败，这一战表明了一点，在经过了清党之后，变得“纯洁”了的国民革命军在战斗力上和传统的旧军阀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而相比传统军阀孙传芳，他们在失去了苏联指挥官的指挥之后，在指挥作战上，尤其是如何指挥一群乌合之众上，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于是自然就被经验丰富的孙大帅轻松地碾压了。
面对危局，常凯申不得不让何应钦退了下来，然后自己亲自带兵上阵。常凯申虽然挂着黄埔军校校长的头衔，但是论军事指挥，他真的是个门外汉，可能，也许能和张大帅——东北的那位，不是山东的那位传奇诗人——一较高下。不过常凯申手下的兵比较多，而在此之前，孙大帅在一系列的作战中，损失也相当的大，所以总的来说，徐州这一战，常凯申的优势还是很大的，基本上也算是飞龙骑脸了的。
而在武汉那边，也不平静。共产国际那边似乎是终于发现了中国的情况很不对了，过去的策略似乎是出了问题。于是便派了一个出身于殖民地地区的革命家，前来指导一下中国的革命。想来，相比那些欧洲来的革命者，他应该能给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中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帮助吧。
这位革命家叫做罗易，他来自印度。
罗易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887年2月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早年曾是一名激进民族主义者，投身于使印度摆脱英殖民者桎梏的解放事业，从事反英活动。1916年起使用罗易这个化名。1917年罗易在美国被捕，他利用保释的机会冒险逃往墨西哥。在墨西哥邂逅鲍罗廷，在其影响下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罗易参与组织成立了墨西哥共产党，不久被推举为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代表墨西哥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 团委员。此后，在革命圣地莫斯科，他因为在殖民地问题上见解独到而闻名于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中声望很高的活动家。列宁称赞他为“殖民地革命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和“东方革命的象征”。
但是罗易毫无实际的工作经验，在抵达中国之后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的主张，也就是立刻广泛地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大众；另一方面在上层改造国民党，使之“工农化”，改造以汪精卫为中枢的武汉政权，使之成为工农民主专政机关。
这几乎就意味着要对武汉政府进行一次清洗。但是当时的人民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力量，在此前的一段日子里，他们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一退再退，自己的力量不断损耗，已经没有进行这样的行动的能力了。鲍罗廷和陈仲甫都表示，如果这样操作。立刻就会导致两党的决裂，并且让人民党遭受重大的失败。
客观地说，鲍罗廷和陈仲甫在此前的一系列举动的确都太过软弱，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革命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刻就从一端跳到另一端就是正确的行为。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实际上就是从过去的无原则退让，一下子跳到不管客观条件的冒进，虽然一个表现为右倾，一个表现为极左，但是其机会主义的本质却毫无变化。甚至于这样的大幅度的横跳本身，就是机会主义的一大特征。
于是对鲍罗廷和人民党的软弱深感失望的罗易便直接去找他觉得更勇敢的革命者——汪兆铭。在罗毅看来，目前还在公开的说，反对两党合作，反对人民党的，就都是在反对中国的革命的汪兆铭是比软弱的陈仲甫和鲍罗廷更为可靠的，更能够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的“真正的革命者”。
6月31日，罗易亲自去拜见汪兆铭，并且向他出示了共产国际关于广泛进行土地革命，影响并控制革命军队，建立真正的革命的政府的主张的文件。并且允许汪兆铭对这份文件进行抄录。
于是到了七月十五日，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也发起了清党行动，“真正的革命者”汪兆铭甚至喊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被记入了历史教科书的名言：“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大学的校办工厂里面，李强刚刚完成他的特制电台的第一次测试。李强通过自己手中的电台和在上海的另一处未知位置的赵国富进行了联络，信号非常好，试验非常成功。
李强满怀兴奋的完成了实验，收拾好东西之后，从实验室里一出来，就看到李谦等在外面，而且他的脸色格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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