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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伍豪又说：“李谦同志，我今天来其实还有一件事情的。“
“什么事？只要我能帮得上忙，都不是问题。“李谦赶紧说。
“没啥，”伍豪说，“只是有个朋友从德国那边过来了，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下。”
“不会是王若愚先生吧？”李谦道。
“刚才曾慕韩该不是也是为这个来的吧？”伍豪顿时明白过来了。
“是呀。”李谦回答道，“他就是为这个来的。嗯，伍豪同志，我知道王若愚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我知道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不少人都是我党的同志，不过好像激烈的反对我党的人似乎也不少。王若愚先生的情况如何，我却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伍豪同志对他有哪些了解，可以和我说一说吗？”
既然已经是“党外同志“了，那么李谦就顺杆子爬，直接一口一个”我党“起来了。对此，伍豪并不反感，甚至觉得，李谦虽然并没有入党，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和认识绝对是党员级别的，甚至很多地方还有超出。而且他没入党，也的确是符合革命的大局需要的。所以在伍豪看来，李谦不仅仅是”党外同志“，甚至都可以算是自带干粮的精神党员了。
“我不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伍豪说，”在国内的时候，和王若愚先生也没有太多的来往，只是作为觉悟社的成员，和他们联谊过几次。不过赵国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和他更熟一些。就赵国富和我讲到的一些情况来看，王先生整体上是同情底层人民的，也认为中国需要改变。
但是另一方面，王先生又是个很感性的人，一方面，他希望中国的改变能够温和一些，损失能够小一些；但是另一方面，从理性上，王先生也看得到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严重，也知道革命很难避免，其实，近年来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就已经有很多问题，已经濒临分裂了。王先生一度想要弥合大家的矛盾，但是……“
说到这里，伍豪摇了摇头：“但是你知道，什么事情都可以弥合，但是道路问题，却是弥合不了的，就像我和曾慕韩先生，道不同不相为谋。而王先生又很努力去做这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花了好大的力气，结果呢，没成效不说，相反，两边的人反而都觉得他在偏袒对方……“
“所以王先生是两头不讨好？”李谦道，“这也正常，斗争激烈的时候，反某某不彻底，就是彻底不反某某。当年东林党若非同道，便是仇雠，不就是这样吗？王先生应该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只是……”
于是李谦也跟着摇起了头。
“所以工读互助团的事情之后，王先生两头被埋怨，终于受不了了，便离开中国，来了欧洲。一开始他还选择学习政治经济学，或许那时候，他还有着找出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能弥合大家之间的矛盾的道路，但是，后来王先生改学音乐学了。“伍豪叹息道。
李谦自然听得明白，所谓的“但是，后来王先生改学音乐学了”是什么意思。他不由得一下子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他在《新生》杂志失败后，很是心灰意冷了一阵子，一直躲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面抄古碑，一直到钱玄同先生代表《新青年》向他约稿为止。
“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也许王先生现在的愿望，也变成这样了吧。”李谦这样默默地想道。
也许是谈到王若愚的这个变化，让大家都高兴不起来了。的确，王若愚先生后来在音乐学上成就颇高。但是，王若愚先生难道真的就愿意只是成为一个音乐学家？
“听说如果不是钱玄同先生找上门去，也许鲁迅先生就成了以为金石学家了呢。如果可能，我还是觉得，中国多一位关注社会，努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学人，比多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要强。所以，我觉得，如果王先生依旧意气消沉，我们应该想办法鼓舞他一下。”最后在伍豪离开的时候，李谦这样对伍豪说道。
伍豪似乎也被李谦感染了，重重的点了点头。
此后的几天，倒也没再出什么事情了。李谦到学校报到，他注意到，那个对他出言不逊的日本人也在新生之列，于是他就成了所有新生中唯二的有色人种。不过考虑到那个日本人身高矮，而且自己躲在角落里，大家都看不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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