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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美。不过他很快便收回了视线对着孟继周微微颔首说道：“这并不矛盾，我依然认为从现在到欧洲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和平的，是最为有利于我们建设的时期。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保证过不发生战争的可能。对于日本的试探，事实上就是在测试日本的战争决心，并让日本人知道我们的战争决心。经过了欧洲大战这样残酷的现代战争之后，我相信各国统治者应当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两个国家都下定了发动战争的决心时，两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反过来也就是，如果日本尚没有下定战争的决心，那么在我们的决心面前他们就会保持克制。而战争决心这个东西，绝不是昨天讨论没有，今天就可以讨论出有的。既然日本选择了在上海虹口事件上的退让，那么就已经表明他们并没有和我国开战的意思。
既然日本已经把自己的底牌翻给我们看了，我们当然要拿走桌上的所有赌注，逼迫日本离开赌桌才行，而不是让他继续拿着筹码在边上等待下注的机会。也只有再一次让日本做出退让，他们下一次想要选择和我们敌对的时候才会变得慎重起来。”
孟继周似乎有些明白吴川的想法了，不过他还是再次问道：“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抓住日本人？”
吴川这次思考的时间稍稍久了些，不过各位委员们都很有耐心的等待着，“事实上从革命爆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要如何废除满清同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原本我是想着在革命成功打倒了清王朝之后，新组建的革命政权应当毫不犹豫的宣布废除一切满清同列强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拿回我国丢失的所有权益，最终让新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
但是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向北洋的退让，袁世凯以优待清室换取了清帝的退位，最终还主张中华民国继承了满清的一切，从而再难以向各列强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共和党现在虽然在名义上还只是一个地方势力，但是大家应当知道当前国内并没有和我们匹敌的军政势力，我们迟早还是要入主中央政府执政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身上，我们到时也就没有借口再推托这件事了。
我们统治东北这么几年，大家应当也看的很明白了，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首先就要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如果我们没有实力进驻临海州、海参崴、赤塔和江东六十四屯，俄国人会接受两国以黑龙江为界的边界协议吗？如果我们没有把日本护路军赶下海的能力，日本肯让出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和撤走大连、抚顺的军队吗？
同样的，只要我们的力量不能把长江流域的外国军舰驱逐出去，那么想要让列强接受我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那就是妄想。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力量把列强的势力从中国疆域内驱逐出去，并不表示我们今后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之后也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需要为今后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制造一个借口出来。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以戊戌政变为分割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光绪帝代表着满清及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他就失去了代表中国的权力，因为他已经被非法软禁了。
慈禧和李鸿章勾结发动的政变使得之后的清廷不再拥有代表中国人民的法理，相应的，慈禧对万国开战的宣战书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也就是说，《辛丑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并无约束力，根据恶债不偿的原则，打倒了满清王朝而独立的中国人民自然也就没有义务承担庚子赔款。
而慈禧既然不能代表中国，那么中华民国的承认也就不必继承满清。新中国应当是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在推翻了满清腐朽王朝的统治基础上建立的共和国。假如有人认为，中华民国是继承了满清王朝对于各民族的压迫才有的法统，那么我认为各族人民应当起来再打倒这些压迫者一次。这才是革命者想要建立的真正的人民的共和国。”
宋云桐顿时有些吃惊的说道：“不是说抓住日本人吗？这样的话，不是把所有列强都一起得罪了吗？”
梁廷栋立刻说道：“我觉得主席说的对，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事，我们早就应该干了。我们起来革命的目的，一开始不就是为了捍卫国权吗。现在民国都建立7年了，结果列强还在中国横行霸道，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委员们很快就围绕着这件事争执了起来，少数委员站在了宋云桐这边，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也应当逐步进行，不能一下子把所有列强都得罪了，多数委员则站在梁廷栋一边，认为这事如果不一次性提出来，日后只会更加难办。
吴川听着各位委员都发表了一轮意见之后，才敲了敲桌子让大家安静了下来，“大家不要着急，程序当然要有，不是因为我们担心列强联合起来向我们施压，而是要先统一国人的共识。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我们也别想着在短时间内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权益。
我的意见就是，从戊戌政变下手，质疑慈禧执政的合法性，从而推翻宣统继位的合法性，先解除了袁世凯向清室承诺的优待条例。一群遗老遗少天天往紫禁城跑，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弄出一个国中之国来，这像话吗？
孟继周同志，你以党的名义向大理院提出告诉，要求撤销宣统的皇位继承权。既然宣统不是满清的最后一任皇帝，那么也就无所谓退位这回事，优待条例自然也就可以免去。
其次，慈禧对于万国宣战纯属个人行为，和全体国民无关。对于庚子事件应当担负起责任的，应当是爱新觉罗氏及拥护慈禧执政的满清官吏。因此，提请大理院扣押爱新觉罗氏及满清官吏的资产以赔付全体国民，向日本方面提出查封这些人的在日财产。
假如日本方面不同意，则正式向各国提出庚子赔款的合法性问题，并要求重新谈判。通知日方，在日本方面未交还爱新觉罗氏及满清官吏的资产前，无限期停付庚子赔款。
此外向各国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之谈判，要求日本方面限期答复，否则从下一年度开始，北方将对日本的棉货实施配额制度…”
虽然某些委员心里还有些七上八下，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跟着其他人一起举手同意了吴川提出的这些主张。会议结束之后，吴川留下了宋云桐和朱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