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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的指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事问题上做出决定的反对派。
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从红军组建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它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坚持选举原则；反对吸收军事专家；反对建立铁的纪律；反对军队的集中领导原则等等。
反对派分子力图为自己总结了一条概括性的理论公式，他们断言集中领导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革命不但应该废除阵地战，而且还应该废除军队的集中领导。革命完全建立在灵活性、勇于出击和机动性上。它的战斗力是数量不大、能独立作战、配有各种武器的小部队，它不需要固定的基地，只靠老百姓的支持，能够自由出入敌人的后方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硬把小型战争的战术说成是革命的战术。实质上，就是把我们的弱点理想化。但我坚定的相信，集中化的组织和统一的战略必将胜过地方的随机应变、军事分立以及军事联邦制…
而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就一群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的中下级军官，那里的革命部队大多是由北高加索农民组成的，他们历史上和哥萨克之间就有着严重的对抗性矛盾，因此革命之后那里的游击战争就变得格外凶残，每个村庄都被卷入了战争之中，也因此造就了不少在小冲突中游刃有余的游击队员，但是对于大规模的战斗任务，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现在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正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规模的白卫军的进攻，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上就没有一处没有敌人存在的安静地方。假如我们听从这些军事反对派的建议，那么白卫军就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源源不断的向苏维埃俄国的心脏进攻，而我们却只能束手无策的看着这一切发生。因为没法派出一支能够在正面击败帝国主义的红军，那么游击队就不能迟滞白卫军的行动。
所以，我们应当把察里津纳入到苏维埃俄国之中来，否则这些游击队员就会毁了革命。对于斯大林和他的跟班们对于我对于红军整顿军纪的指责，我完全不想做出什么回应。
因为只要人民委员会派出一些人员到前线调查一下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下有不少红军根本称不上是一支部队，他们只是一群不守纪律的武装人员的团伙。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接近某个村庄之后就会占领它，任何一个独立的居民点或房屋都会被他们视为白卫军的窝点，遭到他们公开的和暗中的劫掠。他们没有任何关于纪律和作战时服从指挥人员的概念，而红军中的一些指挥人员本身也是软弱无力，意志不坚强，被其中的少数卑贱下流分子吓唬住了，结果不是指挥员在指挥部队，而是他的部队想把他往哪推就往哪推。
在这样的部队中，即便是最坚定和最果断的指挥员有时也想干脆逃跑，免得自找苦吃。把这些武装分子变成作战部队只是任务的一半，我们还面临着清除部队里居心不良的人、卑鄙龌龊的人、以恐怖手段吓唬部队甚至怂恿挑衅的人的任务。
我们的红军部队是在各个地区以各种方式组建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志愿人员，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因此同他们一起进行军事作业很困难，他们只能进行游击式的袭击，但只要一遇到正规军队，哪怕是不多的敌人也会仓皇逃亡。
面对捷克军队时，我们的部队就大大的吃到了这样的苦头。数百上千的红军，在几十上百的捷克军队面前一哄而散，只留下了我们的指挥员在阵地上。
我们需要给这些红军建立起一个组织，哪怕就是旧沙皇军队的组织，也好过这样的一团散沙。我们需要一些，懂得在旧军队里如何建设各级管理、指挥和供给机关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在红军中建立这样的机关，那么我们就接近革命事业的胜利了。
前线的军队现在需要的是组织者而不是宣传鼓动员，我们需要集团军服从战线指挥机构的命令，需要各师服从集团军的命令，需要各团服从各师的命令…假如没有一个这样组织起来的红军部队，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所以我要重申一点，必须要对红军进行组织和纪律上的整顿，哪怕是使用旧沙皇军队的军官…前线需要的是能够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甚至是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而不是浅薄的、夸夸其谈的宣传员…”
列宁伸手按了按太阳穴，然后顺手把手上的信件递给了捷尔任斯基，这边则对着斯维尔德洛夫问道：“你怎么看托洛茨基对于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责？”
斯维尔德洛夫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斯大林同志恐怕并不像托洛茨基同志说的那样，是对托洛茨基同志建立红军组织的原则进行盲目的反对。至少斯大林同志在察里津布置的防御措施，并不像托洛茨基同志说的那样，是游击队员的作风。
而且斯大林同志还和伏罗希洛夫、米宁同志建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以集中对于察里津军政组织的领导，可见斯大林同志反对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建立红军的组织原则，而是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把大批的旧沙皇军官塞进红军中来。
我对此也是认同斯大林同志的意见的，我们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将远东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各级军官拆分到各个红军部队中去，从而加强对于红军的组织及军纪。另外就是向中国同志请求帮助，帮助我们建立一所培养红军军政人员的军事学校，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同志要比我们走的更前方一些。”
列宁微微颔首说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建议不仅仅是请求中国同志帮助我们建立军事学校，我们也可以派出一批学员前往中国方面学习，从而尽快的培养出苏维埃红军的军事指挥人员。
另外，我们是否应该派一个人去察里津，去同斯大林同志谈一谈，化解下他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矛盾，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对于红军指挥员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顺便也代表人民委员会去见一见共和党派出的中央委员，我们接下来也许要请求中国同志给予许多帮助，那么最好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关系，不能仅仅依赖于吴川对于我们的好感。俄共布和共和党之间应当有着更多的交流。”
斯维尔德洛夫想了想便说道：“那就让我去吧，我和徐景魁委员之前在中国还是交往颇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