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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地主阶级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在我们打倒了关外的日俄帝国主义之后，关外的地主阶级也自然没什么能力挑战我们了。
但是关内并不是如此，除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一带遭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打击外，华北其他地区的地主阶级并没有遭到什么打压。虽然河南的白朗起义和去岁的华北大水灾对华北地区的地主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些地主在当地的势力并没有被清除掉。
我们抽调党员干部前往河南河北，但是并没有那么快在当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在我们和当地的地主阶级决定出一个胜负出来之前，大多数群众还是会选择观望的。当然，土地改革的推行，是联合当地群众消灭当地地主阶级势力的最为见效的办法。
不过土地改革的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光凭我们派去的几个党员干部是发动不起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的。
根据我的调查，某些地区的群众之所以不支持我们派出的土地改革小组，首先是不信任我们派出的人员，毕竟他们都是外来人员，一些群众还没能从乡土宗族的封建思想中醒悟过来；其次就是我们派出的人员难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口音、生活习惯和不同的社会观念，都是造成双方隔阂的原因。
而群众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有隔阂，根源还在于当地的官员干部同我们派出的党员干部存在着一道缝隙。当地的官员干部最为不满的一点就是，当地的县府事务员月薪在12-14元，而我们派出的相同职位的党员是25-28元一月。
干着同样的活，拿的却是相差一倍的工资，自然难免让这些本地干部亲近我们的党员干部了。但是东北的官员干部拿到的月薪和工人相比，至少要低三分之一，远离生活环境较好的地方，我们总不能再继续减少他们的工资以安抚当地干部吧？”
对于梁廷栋提出的这一问题，吴川很久没有出声，就在梁廷栋有些不安的时候，吴川这才轻轻拍着椅子的扶手说道：“听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了山东那边报上来的一个乡村干部的案例。
1912年我们派出了一些干部进入青岛，建立起来山东革命委员会，在德国人的支持下，山东革命委员会首先对胶州湾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胶州湾东女姑山有个叫做刘石八的长工，他的家庭非常的贫困，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外讨过5年饭，十六七岁就在本村地主家做了长工，一干就是十五年。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因为养不活都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因此我们在当地推动土地改革的时候，刘石八是积极响应的，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也分到了6.3亩田、全套的耕牛、农具，到了1914年他家里就建起了4间瓦房，算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14年下半年日本入侵山东的时候，他不仅拿出了家里的粮食支援军队，还报名参加了前线服务队。可以说是我党在山东的铁杆支持者了，因此在战后就被吸收入了本党。
到了1916年，他家的人均口粮约547斤，全家一年食用油6斤6两，一年吃了27斤猪肉，日子开始过的红火了起来，而他本人也被提拔为了村里的书记。
但就是这样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去年放出了6担小麦和20块大洋的高利贷。他还在去年底的县乡镇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合作化糟的很’、‘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诸如此类的反对农村合作化和党的农业政策的言论。
所以你看，我们想要迁就放任党员的自由化是迁就不来的，我们在上面放松一点，底下就是一个大窟窿。刘石八这样的贫农，有了一点土地，刚刚填饱了肚子，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合作社的束缚，奔着自己的小幸福去了，何况是其他没有得到革命直接好处的阶层。
改造农村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改掉的就是这种普遍的小农思想。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我们的目的，消灭乡村中的封建落后文化，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主导下的新农村，以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简单的说，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不是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加强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并不断的开展批判和自我批判，以避免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过去这几年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军队干部和党内高层，我看现在是时候对地方和基层党员进行普遍的再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