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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耿谨文观察着其他人的时候，戴季陶和张静江也在观察着这位共和党派出的全权代表。他们对于耿谨文其实并不陌生，当初在南京国会上就听闻了耿谨文对于立宪派的驳斥。
事实上戴季陶和张静江都觉得，要是当初不和袁世凯妥协，而是和东北的革命委员会联合对付北洋，那么也许满清的倒台会拖延一段时间，但是本党的处境和中国的政局都不会变的如此糟糕。
和居正、谢持、张继等对于共和党所推动的土地改革法令恨之入骨的态度不同，戴季陶和张静江还是认为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法令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早在辛亥革命时，宋教仁就想要推动过土地方面的革命，以实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但是宋教仁的计划刚刚提出来就遭到了同盟会大多数党员的反对。
这些同盟会成员振振有词的说道：“…三民主义是好的，但是这个平均地权的主张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平均地权只会把地主都推向满清，从而给革命造成了阻碍…”
在辛亥革命中，南方起来响应革命的农民，同样遭到了革命政权的镇压。这也是之后南方革命党人在立宪派倒戈之后，就迅速陷入了孤立的根源了。
而宋教仁也正是因为同盟会中的成员过于复杂，除了推到满清这OTg2NTc=个目标一致外，其他政治上的理念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才改组了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只不过国民党的声势刚起，宋教仁就被暗杀了，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失去了同北洋进行合法斗争的核心。
于是在同盟会和国民党瓦解之后，孙黄领导的革命团体再次退回到了辛亥革命之前的状态。但是同满清的一潭死水不同，在孙黄被隔绝于中国之外时，国内的共和党却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到了今日，东北、华北地区的进步人士已经差不多成为了共和党的支持者，而原本同盟会影响力最大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现在共和党的名声也差不多要和过去的同盟会并驾齐驱了。
让人忧心的是，不管是吴川、耿谨文还是共和党的其他首脑人物，年纪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比起已经五十出头的孙中山和其他同盟会元老都要年青了许多。而就个人操守上来说，共和党的骨干也要比同盟会的成员们自律的多。
不说故去的陈其美有着“梅毒都督”的外号，就连戴季陶自己在女色上也是比较放纵的。而其他党员讨一两位小妾就已经算得上很有操守了，至于鸦片上瘾者在党内更是多不胜数。就这一点来说，革命党人和北洋团体其实并没有多少差距。
因此戴季陶和张静江有一点还是认同居正、谢持、张继等人的主张的，那就是共和党才是本党的第一大敌，而失去了袁世凯的北洋团体则是可以利用的对象。以本次共和党所主持的华北救灾行动来看，把北洋、南方革命党和西南军阀的力量绑在一起，估计都比不过别人动员起来的一部分资源。
只是中华革命党内部虽然有了这样一个初步共识，但是想要把共识化为行动，也就是把各政治团体聚拢到一起对抗共和党，显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光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行动，就已经遇到了无数阻碍，比如孙中山想要恢复国民党的组织，但是并没有打算让出领袖的位置；而韬园派、政学会提出并党的第一条件，就是实现党内民主，党内领袖决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压制党员的主张。
这一条件显然是针对孙中山的，毕竟当成孙中山抛弃国民党另外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原因，就是党内同志不能服从领袖，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条纪律，就是党员要对领袖发誓永远服从和效忠。韬园派、政学会当初就是因为不接受这一点，才分裂出去的。
过去的一党同志尚且如此不信任自己人，更何况是针锋相对的敌人们。想到这里，戴季陶也只能摇头叹息了。而此时会场内的局势也渐渐明朗化了，除了尚没有表明立场的共和党，其他党派几乎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主张。
第一种是以北洋为首的体制内的政治派系主张，恢复约法也好，或是重修约法也好，都应当在《天坛宪法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至于国会的重新召开，也应当重新改选议员后再开。
第二种则是以中华革命党为坚持的主张，江浙湖汉北恢复约法，自然是应当恢复临时约法，先不说《天坛宪法草案》只是一个草案，因为袁世凯解散国会，这份草案就一直没有获得表决的机会，而在袁世凯废除了内阁之后，草案也就不废而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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