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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直都是东北开禁以来的移民主力，因此山东农民对于地主的怨气，还没有达到要灭人全家的地步。
而在河南这边，因为一直处于顽固派和保守派的控制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远不能同山东相比，因此失去了土地的贫民几乎就失去了生路。这也就造成了，农民和乡绅之间的剧烈对立，白朗起义能够在河南拉起这么多人加入自己，也是因为于此。
在白朗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各地地主乡绅大办民团，再加上赵倜督军河南的不断扩军和搜刮，河南民众受到的压迫比白朗起义之前还要深。因此在革命军进入河南之后，响应革命军的河南民众对于过去这些压迫自己的地主乡绅也展开了激烈的报复。
在爆发了数次河南地主乡绅的暴乱后，华北局书记恒宝昆和河南革命委员会不得不严令各地驻军协助土地改革，不得再出现灭门事件。并开始把各县被镇压的土豪劣绅的家属迁移到了关外，以缓和地方上的对立情绪。
只是河南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出来的阶级仇恨，对于周边地区的地主乡绅来说显然是个噩梦。而作为河南人的袁世凯，本身就是河南大族出身，自然很快就有消息传到了京城。只不过和族人相处的不痛快的袁世凯对于河南的土地改革不置一词，倒是对自己隐居的安阳洹上村关心过几句。
但是，袁世凯对家乡不关心，不代表北洋其他人对于革命委员会所推动的土地改革不担忧。过去他们以为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山东推动的土地改革已经够出格了，但是没想到这次河南所实施的土地改革更是穷凶极恶。
在革命委员会击败了俄国之后，不管是武力对抗还是利用列强施压，都对革命委员会失去了作用。再加上袁世凯身体不好的消息也渐渐显露了出来，于是北洋集团中的一些聪明人就想着换一艘船了，反正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换船，下决心可比辛亥革命时候快多了。
作为袁世凯身边最为亲密的友人兼心腹，徐世昌之所以接受了这些聪明人的拜托，倒不是想要和他们一样另攀高枝，而是担心这些人乱搞把北洋团体内的这点人心都给折腾完了。
这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革命委员会，或者说那位共和党领袖吴川的行事，虽然北洋内部都说此人行事操切，每每都把自己置身于悬崖之边，稍不留神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但是，包括徐世昌在内的北洋文武官员倒也是承认，吴川这个人除了胆大之外说话还是算数的，就连那些日本顾问也是如此看法。
因此，吴川让周树模来北京传话，表示袁世凯可以担任终身大总统，只要北京政府能够维持国内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时，其他人或许还半信半疑，但是徐世昌是真的相信对方的承诺的。
因为他从革命委员会的一系列行事手段上看的出，吴川确实并不着急入关夺取袁世凯屁股下面的这张椅子，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安定东北三省上，显然是打着巩固根本的打算。
之后哪怕革命委员会出兵山东、天津，让其他人惊慌失措，认为吴川终究还是按捺不住野心，预备用武力打开京城的大门了，徐世昌也没有慌乱过，他越发觉得对方这是走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明太祖夺天下的故计。
而和蒸蒸日上的革命委员会相比，北洋团体不仅内争不断，且文武官员都把求财放在了第一位，为了更好的控制北洋这个团体，袁世凯不仅没有加以整肃这种腐化的作风，反而还推波助澜公然让人去贪污受贿，于是北洋团体虽然都宣誓效忠于一人，但是这个团体已经不是当初小站练兵时期那个奋发向上的团体了。
面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先后击败日本、俄国，收回东北、外蒙各项权益的新兴军政集团，徐世昌觉得对方确实没必要急着入关进京，等到袁世凯去后，北洋分崩离析之时，对方再施施然入京，又有谁敢去拦阻呢？
因此，作为袁世凯的好友兼心腹，徐世昌希望能够把北京的局面维持到袁世凯去后，总要给这位老朋友一个结局，也算是尽到了自己的朋友之谊。借着这些聪明人的需求，来探一探革命委员会日后如何接手京城，正是一举两得。
只是他倒是真没有想到，对方居然不出价，这就让他有些狐疑不定，不知革命委员会的那位到底想要做什么了。
因此沉默的看了周树模许久，直到对方下意识的拿起了茶盏喝水以为掩饰时，徐世昌方才叹息了一声问道：“少朴，你这是老朋友面前都不肯说实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