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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当前对于我们来说，首要解决的还是以下这几个问题：中东铁路的归属，华俄道胜银行的归属及其发行的纸币问题，我们和俄国就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惨案的赔偿问题，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主权、治权问题等。
之前我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过，这些问题都是最近要和俄国人解决的主要议题。但是假如俄国国内爆发了革命，也许我们之前同沙俄政府谈判的成果将会前功尽弃。
虽然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份子，我是乐意见到俄国无产阶级获得革命成功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当俄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就会以阶级兄弟的方式对待我们。相反，我们要有所警惕，俄国无产阶级中那些渲染了沙文主义思想的成员，会彻底推翻我们同沙俄政府达成的协议。
而最有可能出面阻扰远东事务的，自然是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工人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他们保持一定的监控，我不希望在我们的支持下，培养出一批反对我们的敌对分子，这对于我们和俄国无产阶级都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俄国和我国之间的历史纠葛实在过于复杂，哪怕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我们的同志却未必会认为没有。所以，能够在事态恶化之前控制矛盾，并解决矛盾才是我们眼下最为需要的…”
周泽春自然是支持吴川的决定的，在他看来共和党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支援的够尽力了，可是这些俄国人中却依然有人觉得他们应当享有沙俄政府从中国获得的特权，这就让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内的同志颇为不满了。
如果吴川所预言的俄国革命真的如期爆发的话，那么他当然是乐意协助对方把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在中东铁路及党内的影响力消除下去的，这原本也是监察委员会纯洁党组织的工作。
和周泽春谈话完毕的第三天，也就是1917年1月25日，列宁的回信终于送到哈尔滨。在给吴川和共和党的回信中，列宁首先肯定了中国人民反抗沙皇俄国的压迫是正当的，因为江东六十屯及海兰泡等惨案向沙皇政府进行控诉，这也是中国同志合情合理的要求。
不过对于共和党提出的，援引《中俄瑷珲条约》向沙俄要回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领土主权的声索，列宁只能表示在法理上予以支持。他在信中向吴川解释，自己对于《中俄瑷珲条约》并无研究，也对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现状了解不多，在这种状况下他不能就共和党的声索做出过于明确的支持。
鉴于这是中俄之间遗留的历史问题，暂时看起来也没有着急解决的必要，因此列宁建议中国同志暂时忍耐一二，等待俄国革命摧毁了沙皇政府的统治后，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和中国同志就远东的一系列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一一解决。
列宁在信中的坦诚态度让党内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们大为赞赏，认为这至少比沙俄政府代表的拖延敷衍态度要恳切的多，唯一的问题就是俄国的革命现在看起了还没有爆发，且也未必能为布尔什维克所掌握。
吴川等到各位中央委员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方才就列宁的来信发表了意见道：“不管今后布尔什维克是否能够掌握俄国的革命政府，但是既然列宁同志的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我们也应当让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看到列宁同志的态度。
不过我认为列宁同志的信件不适宜全部发表，比如信件的后半部分是和我们进行探讨，并不是列宁同志向外宣扬的立场。所以，我建议把列宁同志信件的前半部分发表到中俄工人日报上，并加上党的意见，这样就能澄清现在远东布尔什维克组织和俄国工人中一些混乱的思想了。”
宋云桐等人听了微微一愣，这样发表列宁信件的话，等于是让列宁完全赞成共和党的立场了。犹豫了一下之后，宋云桐不免询问道：“这是克拉辛同志转交的信件，我们只发一半信件内容，是否妥当？”
吴川注视着面前的信件中文手抄件许久，方才用手敲了敲桌子说道：“我们要相信克拉辛同志是希望维持中俄无产阶级之间的友谊的，而不是相反。
另外，俄国的革命形势也差不多快要成熟了，我看俄国同志应当无暇再关注远东的状况，而是要先关注彼得堡的局势了。如果他们连政权都拿不到，又有什么资格同我们讨论远东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