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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东南亚地区距离中国要比距离欧洲近的多,而华人对这一地区的进入时间也远远早于欧洲人。不过凭借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力量,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欧洲商业力量在东南亚已经渐渐赶上了华商。
凭借着过去近千年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文化交流的沉淀,眼下华人在传统行业中还占据着优势,不过在新兴的机器所驱动的产业中,华人几乎是没办法和欧洲商人竞争的。
当时间进入到科技快速发展的20世纪时,欧洲商人甚至已经不再满足于控制当地的几个重要产业,而是打算凭借着工业的力量对东南亚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造整合,从而把非欧洲的资本驱赶出殖民地了。
在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优势的帝国主义面前,南洋的华人虽然掌握着一定财力,但是力量过于分散,且缺乏真正能够同欧洲工业资本家相竞争的产业力量,因此整个南洋的华人经济力量都在衰退当中。
比如,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为了打击南洋的华侨企业,西方银行不是拒绝向华侨企业提供贷款,就是在贷款时附加各种苛刻的条件。曾经一些霹雳州的华侨锡矿主向西方银行借贷遭到拒绝后,不得不向印度钱商借取高利贷,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利息,导致矿山难以同欧洲矿主进行竞争;又或者是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把矿山的股份低价出售给银行。
在这种政治特权加金融大棒的打击下,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企业不得不让出了许多传统行业的利益。虽然南洋华侨也试图组建自己的银行以对抗西方银行,不过对于现代银行业的缺乏了解,和缺乏一个强力后盾支持造成的谨小慎微心态,使得这些银行的股本都不大,难以同西方银行相抗衡。
直到革命委员会向南洋地区发展,作为一个试图发展工业化的革命政权,自然不可能放弃对于南洋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比如锡、麻、糖、大米等传统产业,或是橡胶、油棕、铁矿石、铝土等新兴产业,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工业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原料。
而欧洲大战的爆发,也使得欧洲列强对于东南亚的控制降低到了一个相当低的程度,革命委员会对于当地土著民族的革命宣传,也使得欧洲殖民政府对于境内的治安疲于奔命,从而不得不放松了对于华人的压制。
正是乘着这个窗口期,革命委员会南方局初步完成了南洋华侨经济产业的整合。凭借着南洋实业银行雄厚的资本,对南洋华侨种植园和采矿业进行扶持,然后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这些种植园和矿山的产品,既解决了南洋华侨商人的资本不足和市场销售问题,也令革命委员会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
比如革命委员会名下的造船厂向南洋华侨锡矿主出售挖泥船或机器,然后对方直接以锡作价偿还,双方都各取所需,却又减少了许多额外的费用,可谓是双赢了。不过从整个贸易过程来看,革命委员会的获利显然要比南洋的矿主或种植园主赚的更多。
因此,放在吴川面前的这台原型柴油机,虽然技术上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那个程度,不过就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商业环境来说,这台机器无疑代表着一大堆黄金。
吴川向鲁道夫·狄塞尔表示了满意,在何其谈论了好一会机器的研究方向后,吴川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这间动力工厂。
在返回的路上,吴川思考了许久,终于在下车之后对着张云荣说道:“帮我通知给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们,我希望明天下午在我的办公楼内和他们聊一聊。告诉他们,这不是什么正式会议,仅仅是对党的未来前进方向的一次探讨…”
虽然吴川给出的指示是一次非正式的商谈,但是听到了这个会议的主题后,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们却感到真正的紧张了起来。
老实说,如果这个主题按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那么大家反而要轻松了许多,因为那意味着吴川至少已经有所决定,大家只需要举手服从就是了。而在这样的非正式会议上,则意味着大家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旦表态错误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