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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土地法大纲可谓是来之不易，光是一个如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就足足争吵了近2个月。如果不是复员的军人等待着分田，在一些地方开始自行组织起村民剥夺起地主土地来了，估计革命委员会内部还要继续争吵下去。
在日军没有登陆山东之前，胶东三府的农民对于本地乡绅地主的畏惧，还要超过本县的政府人员和上面派遣下来的委员。因此即便是革命委员会颁行的最缓和的减租减息运动，也是出现了许多反复。
但是在日军登陆山东，革命委员会开始对地方采取军事管理之后，各地的农民突然就发现，过去他们看的比天还大的乡绅老爷们，在革命委员会和军队面前软的就跟面条式的。而那些过去横行乡里的地主老爷们，因为私通日军被革命委员会说镇压就镇压了，连个气泡都浮不出来。
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投了军的，被军队组织起来打过游击和运输过军需的农民，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也被军中的宣传员给教育了一番。虽然战争是结束了，但是这些复员的军人和为军队服务过的农民觉得，自己背后现在也不是没有靠山的了。
只要他们照着革命委员会宣传的去做，那些乡绅地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和这些乡绅地主之间可不是一团和气的，不要说灾年被人家一两斗高粱一亩地换了去，就是平日里你想安稳的过自己的日子，可要是让人家看上了你家的地，你也一样要家破人亡。
好比那个栖霞牟氏，当初趁着大荒之年从东北运了一船高粱，号称活人无数。但是他是怎么活的呢？一斗高粱换一亩地，到了后来则是一升高粱换一亩地。至于这一升高粱究竟能够活几天，是从来没有人提及的。
在满清和民国，牟氏家族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他们鼓吹自家活人无数，自然是没有人敢反驳的。等到吴川亲自在中央委员会上点名牟氏之后，就算是想要为牟氏说话的山东士绅名流，也都默默的闭上了嘴。
吴川此前一向很少做出这样点名批评的事，过去他主要还是讲清楚路线问题，然后大家按照路线去执行中央的决议。这样一来，党和革命委员会的基层就不会无所适从，不需要去揣摩吴川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今次，吴川毫不客气的在中央委员会点出了栖霞牟氏的名字，这也就意味着他对于山东的土地问题上有所不满了。原本还试图阻扰土地改革的山东同盟会方面的委员，在吴川的明确表态之后也只能放手了。
在革命委员会击败了日本人，正处于风头火势上时，想要表现一番从而让吴川记住的人，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在这些人的推动下，栖霞牟氏很快就成为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典型。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和土改工作组的鼓动，原本就对于栖霞牟氏深藏不满的佃农，终于在一次土改工作会上发泄了出来。
只要有人开了头，自然就会有人吐露出自己心里隐藏的苦处。从3月1日到3月15日，栖霞牟氏一族连续被拉到民众面前接受批判，一开始佃农们还抖抖索索不敢发言，但是随着批斗大会一天天开下去，牟氏一族居然毫无反抗，佃农们的胆子才越来越大，开始打碎了对于地主乡绅的敬畏，毫不客气的对这些过去的老爷们数落、咒骂甚至是殴打了起来。
对于栖霞牟氏的批斗，当然不止在乡民之前，陈翼龙和邵飘萍很快就把乡民们对于牟氏的批判列出了罪状，然后向全省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场批斗，使得胶东三府的地主乡绅很快就放弃了对于土地法消极抵抗的姿态，开始积极配合起了各土改工作组的工作。
当然也有些死活不肯接受土地改革的，或是弃家而走，或是组织家仆反抗的，不过对于掌握了军事优势的革命委员会来说，这些人不管是积极或消极的抵抗，几乎都改变不了胶东三府在春耕前完成土地的重新分配了。
除了这些强制性的废除封建性土地制度，把地主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土地交换给村集体外。除了少数土地归还原主外，革命委员会都是采取先建立合作社，然后把土地分配给村集体，由村集体进行统一分配。
合作社一般由复员军人或是几个劳动积极分子领头建立，几个合作社合成一个行政村，然后几个行政村再组成一个乡，再往上就是镇和县。通过对于地主乡绅的批判，村、乡、镇三级单位的重建，革命委员会开始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了乡村。
而除了强制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外，革命委员会同样还采取了赎买政策。即在全省固定地价的基础上，在给地主保留一定的土地，人均不低于4亩，不得高出10亩的情况下，剩余土地都必须出售给国家或村集体。
虽说赎买的对象是国家和村集体，但事实上付钱的还是革命委员会。村集体将会以缴纳公粮的方式抵消购买费用。而革命委员会支付的也不是现钱，而是一张年息为地价3%的土地债券，支付期限为99年。这些土地债券是记名债券，只可被继承，不可转让。
胶东三府的土地，约被强制没收了三分之一，强制赎买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土地则一半保留在私人手中，一半则合并进了村集体中。1915年春的这场山东土改，让原本试图投靠革命委员会的乡绅地主大失所望，使得各地乡绅地主再次倾向了北京。
不过山东的工商业者对于革命委员会却是印象不错，因为革命委员会放出了大量的低息贷款，用于扶持山东的工商业者，这些贷款的来源正是来自于山东土地债券的再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