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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于过多的下跌。
对于英法俄等国的外交官来说，山东战事只是表明了一件事，革命委员会至少已经摸到了国家动员的门槛，这差不多就达到了东欧国家的水准了。如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有了国家动员能力之后都敢挑衅奥匈帝国了，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东亚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对象？
因此在日本陆军眼看着就要被赶下海的时候，北京政府自然是不会跳出来成为革命委员会下一个打击目标的。唯一值得协约国庆幸的是，幸好革命委员会在海上没有任何优势，这使得双方至少还有谈下去的可能，否则接下去东亚的局势会如何就真不好说了。
对于日本的全权代表林权助来说，虽然国内已经发来了由其全面负责谈判，尽快达成和平的电文，但林权助在谈判过程中却依然顽强抵抗着，在一切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和中国人纠缠着，即便是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只是朱尔典并不愿意就英日联军进攻山东破坏了中国中立地位一事做出道歉，也不愿意解除安格联的总税务司一职。而在华列强也不想失去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定价权等特权，因此英法都采取了默认的立场，纵容日方代表和中国方面纠缠下去。
不过让这些列强公使颇为诧异的是，之前还水火不容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和北京外交部代表，在15日山东战事的消息传来之后，关系倒是融洽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关税自主权、税款保管权和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北京外交部的态度也渐渐强硬了起来。
对于革命委员会方面居然没有挟大胜之势彻底甩开外交部，反而同外交部这边采取了妥协的姿态，这令外交总长孙宝琦颇为不解，他不由就此问题询问了主持谈判事务的顾维钧。
顾维钧对此则坦然的回道：“此前王和我争的，是由谁来主导谈判事务。因为他不信任外交部能够捍卫住革命委员会拼了性命争取到的上风地位。
但是莱州一战之后，日人实已无力再战，此战更是大涨了国人之自尊自信之心。在这样的局势下，不管谁来负责谈判，都没法不去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因为不得到他们的同意，战争实不能结束。
于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已经不是由谁来代表中国参与谈判的事，而是如何借助当前有利之局势尽可能的从列强那里挽回我们失去的利权。
王和我都有这样的共识，自然也就不会再和我继续争斗下去…”
孙宝琦是前清官僚中“老成练达”的这一类型，简单的说就是善于和稀泥，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想承担责任。所以担任驻法公使时，他可以让王发科汤芗铭把从孙中山那里盗取的文件包送回去，唯恐惹来革命党的报复。
辛亥革命时作为山东巡抚的他，先是顺应民意宣布独立，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施压下宣布取消独立，从而成为了首鼠两端的人物。
即便孙宝琦当年也是在国外担任过驻外使节的人物，但是他对于国际之间的政治关系依然还是一头雾水。虽然比之他的前辈要进步的多，不再认为大鼻子都是一国之人，搞得清英国、法国的位置，但是对于这些列强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有个泛泛的了解。
在他看来，打赢了日本人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趁着协约国各方腾不出手来，要求列强吐出好处，未免又有些过了。等到欧洲大战结束，日本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这些列强再联合起来出兵中国，到时候中国可能就要吐出更多的权益了。
按照他的本心，只要日本英国愿意撤兵，那么大家就可以把这事情了结了。至于什么道歉了、赔偿赔款了实在没有必要，中国地大物博，只要不赔款，国民总还能过的下去的。至于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了，更是不必放在一起进行谈判。这样谈下去，天知道日本的军队还要在山东逗留多久。
只是就当前的社会舆论氛围，孙宝琦还是把这些老成之言放在了肚子里，只是告诫顾维钧在谈判中应当把握好分寸，切不可为革命委员会利用了去。
和孙宝琦的谈话结束之后，顾维钧对着总长的背影也是微微摇头叹息。在他看来，就当下的北京政府，能够被革命委员会利用，才有存在下去的价值。要是北京政府对于革命委员会什么用处都没有，还处处站在列强那边为难革命委员会，难道对方不会回头来对付北京政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