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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于袁世凯政府的不负责任感到非常的愤怒，他对于亲自上门前来传达这一决定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说道：“贵国政府如此行事，我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举措，关于山东战事问题将不再和贵国沟通，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贵国承担。”
在日本公使的面前，孙宝琦这位前清的山东巡抚，现在的民国外交总长，宛如是一个做错了事被老师责罚的小孩子，只是一味的唯唯诺诺，毫无半点反驳对方的意思。
日置益看着这样的支那官员，心中也不由大为生厌，以近乎驱赶债务人的羞辱方式，结束了这场让他充满了不快的谈话。送走了孙宝琦之后，日置益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当前出现的变化。
外务省于欧战爆发之际将他派来中国，自然是因为他的对华强硬姿态还要过于小幡酉吉公使，加藤外相认为只有他才能更好的维护日本的在华利益。
不过此前都在南美地区担任大使的日置益，此次来到中国之后就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和他印象中出现了一些区别。日清战争之后，中国人对于战胜了自己国家的日本不仅没有任何怨恨，反而出现了一股学习日本的风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亲近日本的。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也正是因此而萌发。
但是日俄战争之后，一部分中国人的态度就开始有所转变了，他们虽然赞叹着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的胜利，但是在羡慕着日本极速开化的同时，也开始警惕日本对于中国领土、资源的野心。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还是畏惧的，认为自己是不能单独抵抗日本入侵的，所以满世界的去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列强。
可是这一次他来到中国之后，日置益突然发觉除了北京政府的官员对日本的态度没什么变化之外，中下层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似乎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敬畏。
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和欧洲人相去不远，为了特意区分自己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别，在华日本人都会显得格外的蛮横无礼，就连本国的外交官员都认为，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急剧下降，和这些在华日本人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在华日本浪人的犯罪活动是分不开的。
只是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列强，在在华利益上的争夺已经弱于欧美列强，而以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懦弱本性，对待中国过于亲善，只会让中国人优先把利益交给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白种人手中。此外中国人又无反抗日本之武力和智力，因此对于中国人的观感不必过于忧虑。
但是现在的中国民众，在日本人面前已经不是那么的顺从了。根据日置益的调查，这正是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变化。因为日本军队被革命委员会赶出了南满，中国的普通民众才开始觉得日本人和自己并没有什么差别。
虽然日置益知道，不管是陆军省还是外务省，对于支那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是蔑视的，认为这些支那人是依靠了白种人的支持才让日本在南满吃了个亏。陆军反对任何关于南满战败的说法，认为陆军是为了国家忍辱负重，才不得不在南满做出了退让，陆军是能够战斗下去的，但是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困难和欧美列强的干涉，使得陆军无法继续战斗下去。
可不管陆军在民众之间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不管陆军省和外务省的官员如何在外宣扬，只要失去了欧美列强的支持，支那革命委员会就如何不堪我国之一击。但是陆军省和外务省在对待支那革命委员会的具体问题上，却都显得极为慎重。
比如陆军口口声声要打过鸭绿江，结果不过是往鸭绿江对面放了一排枪，遭到了支那革命委员会的抗议之后，就偃旗息鼓了。按照陆军的说法，北朝鲜地区的天气不好，朝鲜驻屯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北朝鲜的抵抗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过鸭绿江就有可能重蹈1911年的覆辙，前线无法快速打开局面，而后方的后勤被朝鲜抵抗武装切断。
日置益听后心里倒是释然了，陆军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南满没有失败，但是看着他们总结这场战争经验这样具体，就知道陆军上下其实还是承认了南满败绩。
也正是因为如此，陆军在跨不跨过鸭绿江的实际操作上会显得这么慎重，而海军在封锁了胶州湾之后，因为山东革命委员会的警告，也没敢阻扰中国籍商船的进出。加藤外相则极力主张同北京政府交涉，反对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
对此日置益倒是能够理解的，虽然来北京的时间还不够长，但是看一看报纸上的新闻就知道，革命委员会对于山东问题是没有妥协的言论的。
革命委员会甚至公然声称，成为中立国并不代表要放下武器，只有武装中立而没有和平中立的道理。中国不愿意参加这场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世界爆发的战争，也呼吁各国的普通民众一起反对这场战争，但是中国也绝不接受有人打着战争的旗帜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
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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