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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说明了自己解散国民党的苦衷和迫不得已。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吴川的回电对于他解散国民党的行为并无过多指责，而只是提醒他共和之总统并非前朝之皇帝，请他不要逾越了总统的职权。
革命委员会的温和提醒，让袁世凯误以为吴川所率领的共和党和孙、黄率领的国民党也颇有积怨，所以吴川对于国民党的支持也仅限于人身保护而已。试探出这个结果之后，袁世凯倒是放开了不少手脚，开始进一步集中自己在北洋团体中的权力，预备埋头几年再和革命委员会见分晓。
袁世凯之所以要对北洋集权，实在是在这次镇压南方各省民军的过程中，北洋暴露出了过多的弊病。虽然他极力在外人面前维护北洋团体，但是张勋和冯国璋率领的部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也是让他在各国公使面前丢了极大的面子。
就连日本的军事顾问也在他面前直言不讳的说道：“如果大总统不能整顿北洋军纪的话，不要说南方各省民众不会真心臣服于北洋，日后和革命委员会交战时，大总统手中恐怕也要无兵可用了。”
袁世凯也知道，日本人说这话是三分带气，四分是真看不起北洋军，还有三分则是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忌惮。不过他还是被日本人的话语激起了想要整顿北洋的念头，在国民革命军这个唯一大敌在侧虎视眈眈之时，他已经不能再容忍北洋军继续腐化下去了。
更何况，从他接手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集团就有一种天下是北洋的了的心理，因此在军政官员的任免上，处处都以是否出身北洋作为评判的标准。这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想要当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不是北洋的总统。
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北洋的军政力量虽强，但是当今中国并不止北洋一家之势力，即便不提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光是南方各省的地方势力也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已，一旦北洋暴露出独占中枢的意图，南方各省肯定是要爆发大规模的叛乱的。
此次北军南下所暴露出来的败坏军纪，也决定了南北之间的地域偏见有多大，北军进入江苏之后就好像是进入了外国一样，肆无忌惮的劫掠杀戮平民，使得中央政府在战前获得的舆论同情，在南京一战后尽皆化为乌有。
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号召各省发起二次革命时几乎没有人响应。但是南京之战后，山东革命委员会突然向北京发难，南方各省却突然出现了许多抗击北军的地方武装。倒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力大过了孙中山、黄兴的国民党，而是南方各省民众确实受不了北军恶劣的军纪，因此看到有人带头后，就忍不住响应了革命委员会的号召。
而在山东革命委员会发难后，北洋诸军调动不灵的局面，也让袁世凯开始意识到北洋团体内已经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其次是北洋大团体的利益，最后才是服从于他这个北洋领袖。
面对这样的内外局面，袁世凯也只能彻底放弃了撕毁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趁着对南方的胜利之际，对革命委员会展开决战。他只能先把精力放在梳理内政上，不仅要梳理北洋团体内部的关系，更要梳理解散了国民党之后如何安抚那些非北洋势力的关系上。
对于北洋团体，袁世凯以为暮气已深，需要对北洋团体进行重建，淘汰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而又不能打仗的军事人员，因此他试图用蔡锷这个外系将领来担任重组北洋的任务。蔡锷虽然不是北洋一系，但是他的老师梁启超却是袁世凯的政治盟友，二次革命中更是坚定的站在了袁世凯这边，因此被袁世凯视为了半个自己人。
而对于各地的非北洋势力，袁世凯则以为应当排斥持有共和思想的人员，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二次革命，袁世凯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只要谈论共和就不能不附和国民党的主张，附和国民党的主张就等于是承认孙文、黄兴才是共和的缔造者，这样一来他就天然矮了孙文、黄兴一头。
且共和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天然就是反对政府的一面旗帜，只要政府管一管事，地方上的无赖文人就破口大骂政府破坏共和，欲行专制之政。袁世凯又不能去学吴川，高喊共和即是人民对于反动势力的专政，那么北洋这个团体就要先散伙了。
袁世凯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尊崇孔子思想，以纲常礼教正人心护道德，以进大同世界的道路上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