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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说这场仗该怎么打吧。”
陈翼龙终于默默的坐了下来，张孝准于是把一张山东地图摊开在了会议桌上，向委员们说道：“驻山东的北洋第五师，是原北洋第五镇改编而来。
虽然这一部队是北洋的核心部队之一，但是和其他北洋部队相比，却还是逊色不少的。因为北洋第五镇是1905年四月，由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抽调人马，加上先锋队十二营改编的，成军之后就驻扎于山东几乎没有动弹过。
辛亥革命山东革命军也算是和第五镇有过几次局部冲突，虽说双方各有胜负算是打了个平手，但是山东革命军不过是一只临时招募的武力，由此可见第五镇的战斗力并不强。
而本次南方革命开始，第五师却又派出了一个旅南下支援冯国璋作战，如今在山东的力量就只有一个第九旅和一个刚刚组建不久的训练旅。
第九旅主力驻扎于青州，明显是防范我们和胶东半岛尚未完全解散的山东革命军小股部队的。训练旅和第五师师部则驻扎于济南，算是第九旅的后备支援。不过照我看，只要我们一战打垮了青州的第九旅，靳云鹏就要左右为难了，因为没有了第九旅作为依靠，训练旅根本排不上用场。
第九旅的主力虽然驻扎于青州，但在潍坊还放有一个团的力量。因此我们打算通过铁路将一个营的力量运动到青州和潍坊之间，切断两地的交通，然后集中力量打下潍坊之敌，如果青州之敌被我诱出，那么就一鼓作气在潍坊以西的野地歼灭其增援部队。
一旦这两只部队被我军全歼，那么第九旅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向济南进军的力量了。靳云鹏若是带着部队从济南出来增援青州，倒是更省下了我们不少事。
只是和第五师对战我军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场战争之外倒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军和山东革命军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处理？第二个是加入第五师向我们投降，我们要不要接受？第三个这场战争打完之后，我军和济南将以周村为界线，那么胶济铁路以南地区我们该以何处为界线？胶济铁路以北，我们又该怎么处理？”
张孝准把这场作战说的轻描淡写，不过以恒宝昆为首的东北委员们却并不怀疑，他们平日里也是很关心军队建设的，不管是此前的青岛守备旅还是之后从东北调入组建的第六野战师，装备、士气都要比他们见过的北洋军和山东革命军强的多，因此他们并不认为张孝准的话语有什么夸大的。
对于张孝准的问题，几位委员商讨了一会，恒宝昆就总结着向张孝准说道：“我们可以接纳山东革命党人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山东，但是军队不允许进行分裂。我授权给你，将山东革命军的残余力量改组为第二守备旅，如果不愿意接受改编的，就收缴他们的武器，不再允许他们在我们的控制区内进行活动。
对于第五师的投降可以接受，但是除了山东籍的士兵之外，其他人进行政治教育后一律于战后释放回家。至于战后和北洋派的分界线，胶济铁路的以南的诸城肯定是要拿下的，以北的莱阳和莱州、龙口等地也不能再给北洋派了。
总之，战争结束之后，胶济铁路以北只有我们和山东革命党人之间的问题，和北洋派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自9月12日支持北京的滇军攻入重庆之后，北京大总统府上下人等都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就连一直担忧东北革命委员会有什么异动的杨度、梁士诒等北洋智囊人物，眼下也都松了口气，认为大事底顶，就算革命委员会再有什么动作也无碍大局了。
袁世凯更是觉得，这是民国创立之后自己过的最舒心的几天。再看到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之后，他立刻颁发了对于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等国民党骨干的通缉令。他倒不是真想要把他们抓起来，而是想要借助这样的手段把这些捣乱者赶出国去。
然而让他有些意外的是，陈其美居然向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自首了。他立刻叫来了杨士琦说道：“孙文、黄兴也就算了，这两人虽然爱捣乱，但也做不成什么事，而且他们在国内的名气太大，杀了他们到时比宋教仁案还难处理。
但是陈英士就不同了，按照北面的说法，这个人做事太没有底线，不除掉他东南就永无宁日。眼下我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了东南几省，这也是今后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之地，决不能让一个陈英士给搅得鸡犬不宁。你安排个可靠的人去上海一趟，就不要让他再出来祸害民众了。”
杨士琦点头应承了下来，不过他马上询问道：“眼下南方的民党都督是都废除了，可是北京这边还有几百个国民党议员，这些人该怎么处理？是都抓起来，还是把他们都赶出京城去？”
袁世凯冷笑了一声道：“这些人现在不过是无主孤魂，想什么时候收拾他们都行。再等等看，只要有人愿意洗心革面，我还是愿意给他们一条生路的，剩下那些看不清方向的，到时再处理了吧。我现在想的只有一件事，我们对革命委员会是不是也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