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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案爆发之后，北京这边就一直保持着一种异样的平静，袁世凯除了软弱无力的在报纸上为自己辩解几句，便一直都在做着战争准备。
这一点上，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倒是和孙、黄所率领的国民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孙中山甚至连党内的意见都没有统一，就已经公开在报纸上宣称要二次革命，要推翻北京政府了。
而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倒是真正做到了令出一门，除了袁世凯及依附北洋的立宪党人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进行反驳外，其他人几乎就没有单独就宋案发声的。只是让袁世凯有些措手不及的是，南方的民党居然这么快就抓到了暗杀宋教仁的凶手，使得原本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北京，反而陷入了政治上的困境，为全国所声讨。
不过袁世凯还是有条不紊的安排着计划，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梁启超率领的民主党及其他立宪党人组成的小党控制住了新国会，从而取代了原先为国民党所掌控的临时参议院，虽然这更令孙、黄等人感到愤怒，但是却消灭了国民党以合法名义讨伐中央政府的大门。
只是北洋集团此时也是忧心忡忡，随着江苏警察厅抓到应桂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后，眼下暗杀宋教仁的谋划者已经隐隐落实到了袁世凯的头上。
4月15日，袁世凯召集了自己的心腹们议事，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对着众人说道：“宋教仁一案绝非我所下令，就算我要除掉宋教仁也不可能找这么两个无能之辈。国民党这是借宋案想要反对中央政府，我对孙、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既然他们非要胡闹下去，那么接下来就只有武力解决一途。你们怎么看？”
其他人都看着站在一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一时都没有立刻接话。倒是杨士琦首先表态道：“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国民党的胡言乱语，应桂馨不过是上海滩的一名青帮分子，此前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为谍报科长，孙中山从海外回沪时负责照料，并护送孙中山至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任命其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后兼庶务长。
虽说此后因为应桂馨贪污了总统府的经费，从而被革职。但应和同盟会之间的渊源要比旁人复杂的多，赵总理收买他败坏孙、黄等人的名誉，这我是相信的。但要说收买此人去刺杀宋渔父，我是不大相信的。以赵总理过去办事之谨慎，就算真要对宋渔父下手，也不可能委托此人去办。
只是当前舆论声势已成，我们不管再怎么为自己辩解都只会被人以为是欲盖弥彰，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同那些民党打口水仗，直接交由司法进行审判为好。至少也可以释去不少国民的疑虑。”
有了杨士琦带头，陆军总长段祺瑞也跟着表态道：“孙文回国之后就声称要武力讨伐北京，要求国民党人二次革命云云，显然彼辈并无和平解决宋案之意。大总统所言极是，既然国民党不愿照着自己通过的规矩办事，不诉诸于国会而意图选择武力，那么武力讨伐南方各省已是不可避免。”
冯国璋也跟着发言道：“是该教训一下这些民党了，从大清开始他们就闹，也不知要闹个什么？口口声声说要共和，结果大清皇室都退位了，他们还觉得不够共和。我看他们非是要共和，乃是想要自己来坐江山。什么国民党，我看叫他们乱国党才对…”
袁世凯对于部下们的表态还是感到满意的，但他也注意到在座还有几人保持着沉默。他不免开口问道：“皙子、止庵，你们怎么不说说自己的意见，今天我就是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才把你们叫过来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无需藏着掖着。坐在这里的，那个不是自己人，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见袁世凯点到了自己的名字，杨度不得不起身说道：“民国初建，人心思安，此时舆论虽然同情国民党，但若是国民党试图用武力对付中央政府，必然不会有多少人跟从。
我以为大总统说的极是，眼下的局势非武力不能破局，但最好是逼迫南方先动手，则国民党必将失去道义而为民众所弃。没有南方民众之支持，以南军之武力，北军南下足以荡平。故我并不担心孙文、黄兴能够在南方掀起什么风浪来，我现在所担忧的是关外三省。
革命委员会能够在击退南满的日军之后忍住不入关，转而整顿军务，内修政治，一边推广新式教育扫除旧思想，一边则大搞东北三省之建设。说句不好听的话，无论南北眼下皆不如东北更有新气象。
南方也好，北方也好，不管是革命功臣还是北洋上下，眼中只有官位、银子和女人，对于国家之建设多计划而少实施。现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发财去上海，想做官去北京，想做事去关外。
所以，我北洋之敌并不在南方而是在北面。扫除南方的国民党容易，但是如果长期和国民党纠缠下去，中央还有什么精力去发展建设？任由革命委员会在关外养精蓄锐，不知数年后谁可为大总统抵挡革命委员会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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