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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吴川发给耿瑾文的电报上已经注明，只要尽快拉拢南方革命党人建立共和政体，革命委员会对于总统负责制或内阁负责制并无特殊偏向。
但是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一员，耿瑾文却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维护革命委员会的利益的，当前中国革命中最强力量实为革命委员会，南方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潮，在武汉战事失利后已经暴露了南方革命军实力不足的弱点。
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还要抗衡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入关进京几乎不会遇到什么强力的抵抗，在四平一战中北洋军的拙劣表现，已经让革命委员会难以再把这支武力当成能够和自己匹敌的对手了。
只是革命委员会当前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在全国各政治团体中声望不足，吴川主席的年纪也太轻了些。因此以民主推选的方式决定新中国临时政府的大统领时，吴川几乎没有可能被选上。也许吴川本人并不在意这点，但是如耿瑾文这些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却是不能满意的。
因此在宋教仁摊牌之后，耿瑾文只是在脑子里转了转念头，就摇头拒绝道：“我并不这么看，当前赞成革命的身份虽然已经达到了19省之多，但是革命的力量却并不聚拢在一起。
长江以南、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各自形成了三个光复区，所谓以中央集权统领各革命省份，在实际上并无可操作的条件。就以长江以南各省而言，东南以南京为革命中心，中部则以武汉为革命中心，其他各省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光是一个联省代表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都已经争执了将近一个月之久。
所以我以为，想要使各省军政府尽快赞成共和体制，接受中央政府的权威，内阁负责制恐怕更适合各省的需求。如果日后国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有力的中央政府，再由当时的国民议会进行讨论修改约法好了…”
虽然耿瑾文解释的相当克制，但是宋教仁对于政体问题却不肯做什么让步，于是同盟会就这个问题和三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宋教仁很快就从争论中看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和其他两方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光复会和湖北军政府的代表反对总统负责制，主要还是想要扩张地方上的自主权，毕竟这两个团体受限于自身的局限性，根本无法和同盟会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是他们的唯一目标。但是革命委员会却不同，作为一个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势力，革命委员会迟早是要在中央政府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只不过现在的革命委员会还无力和同盟会争夺中央政府的领导权，因此耿瑾文试图限制的是总统的权力，并不打算过于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虽然这种思维表现了革命委员会的政治野心，但是宋教仁觉得当前双方还是可以合作的。
于是在一番思量之后，宋教仁出声平息了争论，向耿瑾文建议道：“我们可以先确定，临时政府应当采取共和制，但该采取何种共和制度，我们可以先放一放，毕竟我们也需要同上海的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不如把这个问题延后到明日再讨论。”
耿瑾文沉思了片刻后说道：“这样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讨论第二个问题。关于陶骏保一案，我们要求同盟会支持联省代表会议的决定，沪军都督府必须交出凶手，陈其美都督必须引咎辞职，各省开展肃反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不支持革命的旧官僚、旧士绅必须下台，特别是江苏、浙江两都督必须换上革命党人。”
宋教仁身边的同盟会代表听后都面露怒色，正想出言反对时，宋教仁却神情平静的问道：“那么耿代表认为，这三省都督被撤后，应该如何选出合适的人选呢？”
耿瑾文不假思索的回道：“沪军都督由同盟会举荐人选，我们四方认可后交由联省代表会议任命；浙江都督由同盟会和光复会各举荐一人，我们四方投票选取一人，依旧交由联省代表会议任命；至于江苏都督，则四方各举荐一人，然后投票决定，最后交由联省代表会议任命。渔父先生以为如何？”
原本还怒气冲冲的同盟会代表们，除了黄兴还是一脸怒意，其他人倒是平静了下来。这些代表们反对撤去陈其美的都督一职，并不是真有多喜欢这位江湖气十足的杨梅都督，而是不想将沪军都督的位置交出来，毕竟沪军都督府的位置实在太过重要，不仅控住了长江的出海口，也是同各国交往最为密切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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