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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队除了证明我军还在抵抗之外，对于整个被包围部队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坚持不肯让步的话，不过是让支那军先清理了自己阵线背后的威胁。等到国内援军抵达时，他们就能全力以赴的去对抗陆军的增援部队了。而如果我们能够存在于这里，起码还能拖住支那军一只部队不敢南下，也算为陆军的增援部队作出最后的贡献了。”
新免行太郎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大谷中将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国内援军抵达后若是知道他们还在公主岭抵抗着，就不得不冒险发起主动进攻，否则这只援军就得要承受来自国内的莫大压力。
在同这些支那军交手过数次之后，第五师团的军官们已经意识到，这些支那军士兵的作战素质确实是难以同久经训练的日军士兵相提并论的。但是这些支那军在防御作战上却极有一套，明显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
不过如果是仅仅这种训练程度的士兵，第五师团的官兵们倒也并不放在心上。朝阳坡前期的战斗已经证明了，在训练有素的日军士兵的进攻下，这些支那军士兵很快就暴露出了平民的本性，丢下阵地和武器跑路了。
但是，当这些支那士兵固守在一个多条壕沟组成的防御阵地上，并得到重火力的支援后，这些支那士兵的表现并不弱于日军中的二年兵。而当日军失去了火力的掩护后，进攻设施完善的支那军阵地就和自杀没什么两样，在重机枪和炮弹的压制下，日军士兵所谓的训练经验几乎就不再发生什么作用了。
日俄战争给与这些日本军官的经验就是，遇到这样的防御阵地，他们就应该尽可能的调集火炮，特别是大口径的重炮压制对方的重火力，然后才是步兵发挥作用的时刻。
而想要使用火炮压制-步兵占领的正面进攻战术，就需要布置合适的火炮阵地和运输大量的炮弹物资，那么先期抵达的援军显然是不可能立刻发起进攻的。困守于公主岭的日军需要时间，但从朝鲜、国内调动过来的援军也同样需要时间，战争终究是要遵循于客观规律的科学。
在这样的局势下，逼迫援军仓促的发起进攻，只可能让这些援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新免行太郎觉得，大谷师团长不应该看不到这一点。
只是在他想要出声提醒大谷中将时，一旁的福田参谋长却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道：“大谷中将说的不错，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我们总要去伸手抓住的。
在当前的形势下，能够让我们多生存一天的时间都是好的。我们阵亡于此倒也不算什么，但是大岛大将和第五师团主力被支那军围歼的话，这不仅会极大的打击陆军在国民心中的声誉，更危险的是将会刺激俄国人对于满洲和朝鲜半岛的野心。
我看，我们可以接受支那人提出的条件，以放弃外围要点换取支那人的停火。另外，公主岭火车站我们会交给调停小组看管，支那军不得进驻火车站附近。
我们也可以承诺不向经过公主岭的火车进行射击，但是支那军也不得动用这条铁路进行军事行动。我希望川上领事能够向调停小组提出，把公主岭大本营东面设置为非交战区，我们和支那军的武装人员都不得进入这一区域…”
看着滨面又助中佐认真的记录下福田参谋长的要求，新免行太郎把到了嘴边的话语又咽了回去。他心里安慰着自己，也许增援的部队并不会那么轻敌冒进，也许支那军也差不多到了极限，因此他的猜测并不会真正的发生。
关外清日联军的战败消息传入北京之后，给了清政府以极大的打击，而29日山西新军起义，30日云南新军起义，让清政府意识到此次革命已经再不是从前地方上的小打小闹，而是一场联系全国各地的大革命浪潮。
监国摄政王载沣心力憔悴之下终于萌生了退意，他一边以宣统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开放党禁，赦免党人，以缓和政局；一边则决定召回袁世凯总理内阁，以收拾当前混乱的朝局。
10月31日停留在孝感的袁世凯接到了北京发来的密电，要求他准备回京接任内阁总理大臣并重建内阁，并要求其提出一个平息各地革命浪潮的方案来。
只是看过了密电的袁世凯却并没有透露出一点欣喜的意思，陪在他身边的幕僚杨士琦不免有些惊讶的问道：“摄政王终于熬不下去了，要把手上的权力都交出来了。宫保此去京城必可海阔天空，一展平生志向，何以还如此闷闷不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