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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委员会手中的高级指挥人才实在是太少，打一打满清一团散沙的军队，勉强还能用统一的参谋系统加上中层军事指挥官、政治委员完成作战任务。可一旦对手换成了日本这样已经完成军事组织统一化和制度化的现代军队，还指望用对付满清军队的这一套团、营级战术，那么显然是要吃上大亏的。
为了保住革命委员会手中的北满地区，和向德国人、俄国人证明中国人是值得投资的，吴川不可能放开城市和日军打什么游击战和运动战。毕竟革命委员会在北满的革命基础都在城市，而现在北满地广人稀的农村也无法征集到让人数超过10万的革命军长期作战的军需物资。
因此背靠着哈尔滨这一革命委员会手中唯一的工业城市，和从德国购回的大量军火，吴川自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一战中的常规作战模式，以动员大量人力、物资建立起堑壕体系进行阵地战。
如果说之前国民革命军的作战方式是利用德国顾问建立的参谋组织和后勤组织，以普及到营的无线电发报机进行快速有效指挥的运动战，那么当战争模式转入到堑壕体系时，就需要以方面作战力量建立防区制了。
这种防区作战将会以方面独立作战部队的自我调整为主，后方主要负责补充人力和军需，因此对于前线部队高级指挥官的指挥能力就有了较高的要求。共和党现在自己培养起来的几个军事指挥人员，如叶声等人还没有达到这一指挥能力。
吸纳同盟会中的留日军事人才，也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只是在目前看来，就算是留日军校生们，能够真正独挡一面的高级指挥官也不多。吴川目前也只放心一个张孝准，令其担任了第三师的师长，负责郑家屯-四平一线的防御作战任务。
但是国民革命军眼下即便排除了只剩下一个框架的第一师，手里也还组建了二、三、四三个大师和从第一师分化出来的东路游击师和朝鲜独立师两个小师编制。去掉后面两个小师，三个大师也有两个师级指挥官空缺着。
此外，以二十三镇、第二混成协为底子正在整训中的暂编第五师，和留在郑家屯预备整编为第六师的第二十镇、第六镇败退部队，也一样是需要派遣让这些部队信服的军事主官的。如果不是孟恩远出身和性格都不好，吴川甚至连这位都想利用起来了。
因此，固然蓝天蔚有着这点性格上的缺陷，吴川还是决定由其取代朱和中担任第二师的师长，和张孝准一北一南对公主岭的日军进行压迫作战。
关东都督大岛义昌的到来，虽然增加了公主岭的兵力，但却更是坚定了吴川的开战决心。只要能够把大岛义昌关在公主岭这个革命军编织的笼子里，那么就等于是中断了日方在南满大脑的运转，这无疑将会大大的减缓南满日军组织反扑的速度。
只是刚刚到来的吴禄贞的突如其来的发言，打断了吴川对于这场会议的安排，不过这也令这场作为军事动员为目的会议达成了更好的效果。吴禄贞对于日本的防范之心和交战之心，显然要比军事委员会大多数人要强烈的多。
他甚至公然反对再和日方再做什么妥协让步，认为这只会造成革命军将士在思想上的混乱，让革命军的将士们以为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方还有妥协的余地，从而打击了革命军自己的士气。
毕竟之前革命委员会在舆论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揭发，已经让不少革命军将士燃起了怒火，眼下革命委员会在维护国民利益的立场上向后退却，先不说能不能让日方放弃在附属地内非法的警察权和行政权，光是这个立场的改变就容易引起将士们的误解，从而引起将士们对于革命委员会外交政策的怀疑。
吴禄贞最后总结道：“气可鼓而不可泄，今日我去参观过军政大学和本城的军营，不管是学校内的学员还是军营中的革命军将士，都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南满的暴行义愤填膺，都支持革命委员会重新修订对外的不平等条约，要求日本撤销铁路附属地的设置，撤走铁路沿线的军警，恢复国人在自己国家中的安宁生活。
我以为，有这样的舆论和士气支持，革命军和日本护路军打上一场是有可能的。以我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我们不能在战场上教训了日军，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可轻侮，那么我们就休想让他们交还那些从我国窃取去的利益。
更何况，日军在战场上习惯于偷袭作战，从甲午到日俄战争莫不是以偷袭开局。一旦得手，日军就会越战越勇，变得骄狂起来。所以我们应当防备日军的偷袭，并在第一时间打掉日军的偷袭部队，方才能够把战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迫使日方重新回到中立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