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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交涉的问题上，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前外交人员，大都还是具有朴素的爱国理念的。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理念上，大家还是比较欣赏革命委员会想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强硬立场的，否则他们也就不会留下来为革命委员会服务了。
但是他们并不能理解吴川刚刚表现出来的强硬姿态，毕竟革命委员会之前同中东铁路管理局之间的涉外关系处理的还是很有灵活性的。而今天吴川在会谈中表露出来的对日立场，则几乎看不到任何柔软性，简直就是针锋相对。
这样的对话如果刊登在报纸上给国民看，自然是大快人心。但是对于才掌握了两块边疆省份，人口不及关内半省人口的革命委员会来说，和东亚第一个走入列强行列的日本进行外交对抗，这显然是不大明智的。更何况革命军下一步行动的地区，就是被列强视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地区，此时同日本交恶无疑就是给革命军竖立了一大敌。
随着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完成，并推出了建立新国家基本准则的《共和宣言》之后，东北各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认同感顿时超过了对于满清朝廷的认同。就连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只认大清皇帝，不认革命委员会的东北各少数民族和地方势力派出的代表，也在宣言上签了字，并表示接受以《共和宣言》为基础成立的新国家。
《共和宣言》解决了之前关内外人民存在的矛盾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各民族人民联盟的理念取代了过去维系于满清皇统下的国家认同，这可比南方革命党人的排满革命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如果说排满革命是否定了满清皇室对于中国统治的合法性，那么《共和宣言》则重新建立了新国家成立的基础。
对于那些反对狭隘的排满革命的立宪党人和边疆少数民族来说，《共和宣言》显然比排满革命容易接受，毕竟《共和宣言》除了要打倒皇帝之外，并没有拆分国家的打算。正因为看到了建立于《共和宣言》基础上的新国家有可能完全继承满清的一切权利，却又无满清之弊，东北各界人士才真正算是开始向革命委员会完全靠拢。
张寿增等人才刚刚开始真正接受革命委员会，自然不愿意这样一个新政权因为外交上的失误而垮台。当然他们不是王葆真，不能如他那样当面去质问吴川。毕竟王葆真是革命党，而他们是旧官吏，不能那么肆无忌惮的去批评一位革命领袖。
不管吴川自己承认或是不承认，自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完成之后，他已经成为了东北各界所认可的革命领袖，就连立宪党人和旧官吏们也没有能在这方面提出质疑的。和他们在南方的同僚们不同，东北的立宪党人即士绅阶层代表并无多少独立势力，从始至终都是依附于官府的力量而存在的。
所以当吴川拉起革命委员会打倒了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官方力量之后，立宪党人就不得不臣服于革命委员会，而不是试图组织起来同共和党争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特别是立宪党势力较强的奉天省，因为起义联军的失败，导致东三省立宪党人最后单独领导一省的机会也失去了，大家便只能和共和党同舟共济下去了。
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信仰的共和党组织要比同盟会严密的多，立宪党人不仅难以拉拢共和党员，甚至一些开明的立宪党人也渐渐倾向了共和党的建国方略。在这样的局势下，东北的立宪党人除了极端反动的一派逃去了大连或关内，其他人都接受了被共和党所领导。
虽然吴川刚刚在会场内的态度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但是吴川所采取的外交立场却并无脱离革命委员会设定的立场，因此张寿增等人虽然心存疑虑，却无法就吴川的态度做出质疑。也只有同为革命党成员的王葆真，能够在革命的立场上向吴川进行质疑了。
吴川停下脚步转身看了看身后英国领事馆的小洋楼后，转而对王葆真说道：“如果我刚刚不对日本领事进行质问，不把矛盾转变为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就不用面对领事团一致的外交压力吗？”
王葆真一时不能回答，吴川于是接着说道：“革命委员会确实很弱小，弱小到任何一个列强都能对我们随意的加以干涉。所以我们万万不能让列强内部达成对华一致的原则，那样革命委员会就失去一切外援的可能。
所以革命委员会的外交立场应当有侧重点，只有我们抢先表明了针对某国的立场，列强内部的利益才会分化，某些国家才会试图在这种冲突中扩大本国的利益。六个人分食一头羊，何如五人分食一羊一狼，当然如果能够变成四人分食一羊一狼一虎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