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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吴川绕了半天都没谈到正题，谢尔盖上尉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问道：“你说的不错，可这同我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
吴川放下了手中的书籍，看着他心平气和的说道：“俄译本和中文原版的不同，是因为空间的距离和两国语言上的差别，使得俄国人只能通过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的译本来了解孔子的思想。
同样的，孔子作为2000年前的古人，他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就算在我国也不是普通人能够自行学习的。我们同样要通过历朝历代的学者对于《论语》的注释加上历史资料的研究，才能去了解孔子的思想是什么。
就如同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掌握了向俄国人解释《论语》思想的权力一样，在中国向普通民众解释《论语》思想的权力在于儒家学者手里。
而在我国，自汉武帝确立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学说之后，《论语》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用于思想统治的牢笼了。
每一代的儒家学者，按照皇帝的要求和自身的需要，将这些古代学者的鲜活思想变成了一具散发着腐臭味道的躯壳。所以这些儒家经典才能教育出，满口仁义道德却又漠视生命的官僚精英来。
您所说的李鸿章，就是这些官僚精英中的佼佼者，他并不是学的太糟糕了，相反是学的太好了。只不过他学的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那些一代代歪曲了孔子思想用以禁锢人心维护专制统治的学说。
所以，我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知道了什么是仁，但是一代又一代的统治阶层却让我们离仁越来越远。这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错误，而是无耻且反动的专制统治者私心所导致的问题。”
“啪啪。”佩奇忍不住就轻轻的鼓起了掌来，“吴先生，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专制政权对于思想的禁锢，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背离道德。
所以我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才会规定，不得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也只有确保了人民的自由意志不受侵害，我们才能保证社会道德不至于沦落为贵族、资本家和官员们肆意践踏蹂躏的妓女。
我国现在兴起的-扒粪运动，正是社会道德自我拯救的一个典范，我相信在专制政权下是不可能有着这样的人民自发行动的。伯爵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扒粪运动？什么是扒粪运动？”托尔斯泰伯爵有些茫然的向佩奇询问道，终于抓到了切入点的佩奇，顿时兴致勃勃的向伯爵介绍起了本国新闻界发起的揭发黑幕斗争，这一起源于对实业界丑闻的揭发，正扩散向整个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的批判。
佩奇和伯爵谈的兴起，也就不知不觉和吴川换了个位置，坐到了伯爵身边，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专访。他心里终于为这次专访起好了名字，托尔斯泰伯爵谈言论自由或是专制政权下的自由心灵。
和热情交谈的佩奇和伯爵这边不同，长桌另一端的吴川和谢尔盖上尉之间则显得极为冷清。因为吴川刚才的言论，谢尔盖上尉已经把对方记在了自己的黑名单中，这显然是一位值得警惕的自由主义者。
而吴川自然也不会自找没趣，去同上尉解释什么，于是两人都把品尝面前的伏特加当做了替代交谈的最好方式。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自制的伏特加酒质量极为不错，味道软腻、顺滑，还带有一股青苹果的芬芳。比吴川在原来世界品尝过的伏特加要好的多，又比中国的白酒要温顺的多，因此他不由多喝了两杯。于是在3杯还是5杯之后，吴川就昏昏然的失去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