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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再往哪个方向努力。只是最近往社科系跑的时候多一点。
大工业，大集约化的思想和相关研究在消退。而对森林，草场，湖泊的系统管理，有限利用，是集中了公有制特性，又有私有制灵活性的混合体制，农业和工业是必须服从大环境对空气，水，以及资源利用的公有制体系下的全民所有，甚至有着私有制属性，因为它将承认个人的股份，专利等等。只是现在专利的占有，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人数众多的集体。个人的股份大家都差不多，由于大环境的限制，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产生垄断现象。专利是不允许买卖的，是你的就是你的，能买卖就不交专利了。
新民教育基金提取的也不是专利转让费用，而是在合理分配研究人员的专利后，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教育科研基金。这批基金是用来给学弟学妹科研用的，所以没人反对，反对也无效。
爱因斯坦曾经提出来说是不是科技带头人，导师等等能不能多分一点专利费。
但是张若茗拒绝了，她问：多提取的理由和标准是什么？导师们已经比学生们拿得多，因为导师们会得到一个系统性很多专利的共享专利费用，而学生们大多只能得到一项。
所以张若茗认为如果还要多提专利费那就是剥削学生，以后会形成学术垄断，打击学生们的研究积极性，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因为这项政策，使新民研究院的科学研究十分活跃，学生们也敢于向老师们提出新问题，甚至光明正大地反驳。
在社科类的也是这样，社科类虽然不是专利，但是新民教育基金会与政府会发放奖励基金。基本上与专利所得差不多。只是社科奖励基金的获取困难了一些。比财经类的更加难。
这导致从事社科研究的人数极少。当然社科类也有一些优势，就是他们大多会在政府进行工作。
新民教育基金由于控制了辖区绝大多数的学校这种奖金的发放，力度又大。所以在辖区内，已经形成了理工科为主，文科为辅的学术风气。
这个中国的传统决然不同。而历史系甚至有很多论文详细论述了宋朝儒家理学兴起对于国家思想和认识的固化，才是真正让中国落后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书生误国”。
武汉辖区的论述和学术氛围让北京大学的胡适，南京大学的章太炎等人非常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
甚至陈布雷也发表文章认为张为民这是反传统，割裂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南京甚至进行了一个国统区和中共辖区书法家的书画展。
传回来的照片确实非常有趣味，所有国统区的书画家都是中规中矩的颜柳欧和碑帖体。而中共辖区的从梁启超开始就在魏碑上求变，到了毛石山等人，那就已经彻底放开，狂放无忌。学生作品更加是如此，他们讲究整体气韵，不拘小节。从甲骨文到大篆小篆隶书，从王羲之到张旭，到宋徽宗的瘦金体，反正他们觉得怎么用舒服就怎么用。只要不破坏整体感就行了。
虽然国统区对这种没规没距的风气批驳得厉害，连宋庆龄和刘清也跑过来对张春说该管管了。
要知道，这次书画展日本一些书画家也参加了，比中国人更加中国人，一些秀丽和险峻的作品，国统区的人也比不上。
而武汉政府辖区的绘画，几乎全部是写实，泼墨和水彩也是各种老百姓与朴实的田园风光。刘清说这些东西当宣传性的东西可以，远没有花鸟鱼虫仕女来的有艺术性。偌大的管辖区，愣是没有一个愿意搞艺术的。
张春笑着说，要是艺术就是花鸟鱼虫仕女龙虾什么的，不要也罢。艺术应该更加广泛，要有功能性。没有功能性的东西迟早会灭亡的。当然如果国统区和日本人愿意当画匠，给富人们画装饰品，也无所谓啊，各取所需嘛。反正有资本家养着，我是不出钱养没用的东西。
说得宋庆龄和刘清也笑了。R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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