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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我家属没有告诉我，就收下了礼物，当然还有现金。这期间我不说天天也差不多总是往家里打电话，但是我家属没有告诉过我，等我回来后，发现了这些礼物还有大量现金，才知道有人来我家了。幸好我家属记下了这些送礼的人名单。尽管后来这些礼物包括现金我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退了回去，但还是伤了一批人，无形中就把我置于这些人的对立面上来了……”
舒晴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什么是极其特殊方式退礼？”
“特殊方式就是非正常的方式。”彭长宜说道：“我没有建廉洁账户，也没有把这些东西充公上交。你不是有钱送礼吗？那就送吧，你送多少，我就收多少，然后，一笔不拉地我都捐给了养老院，学校，包括单个资助贫困生。”
“哦？”舒晴感兴趣地看着他。
彭长宜又说道：“当然，我不是以我彭长宜的名义捐助的，如果那样的话，别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我是一点撤都没有，我做得比较实在，我是以送礼人的名义捐助的，知情范围只有秘书和秘书长两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样，既保住了送礼人的面子，也保住了我自己的清白。”
“这个办法好，看来，如果想退礼，是怎么都能退回去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心想退？”舒晴说道。
“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彭长宜说道：“不过首先声明，我彭长宜这么多年也不是绝对的一清二白，事实上别说我，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那么一清二白，但最起码这种时候的钱财我是一点都不敢沾的。我私下就跟个别人说过，我说，我很在乎这个小芝麻官，别看官不大，却是我们家祖宗八辈的坟上冒青烟的结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乌纱帽，说白了就是有官瘾，不想因为自己的私欲弄丢了它，我说还指着这顶乌纱帽过活呢，想把这个官当得长久一些。你今天给我送礼，我就认为你没按好心，就是想买我这顶官帽子，对于爱官如命的我来说，这就跟要我命差不多，你说，对这样的人送的礼，我能要吗？不但不能要，还会把你当做仇敌。”
彭长宜说的很真诚，没有半点的矫情和炫耀：“所以，话还是回到开头我说的那层意思，假如当初我家属打电话告诉我，我就会及时教给她怎么做，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热心捐助’的好心人了。我家属不告诉我的心思我也明白，肯定是舍不得退回去，再有，面对这些送礼的人她也是估量不足。人家既然想送，就会想尽办法让你收下，就不会把礼物带回去。尽管我家属有私心，但她还是用心记下了送礼人的姓名单位，因为她必须对我要有个交代，不然，我就真的没办法以这些人的名义捐赠了。当然，我在后来就给她补上了这一课，给她讲了怎样拒绝他们。其实，作为领导人的家属，要比领导者本人拒礼更有理由，真的。”
说道这里，彭长宜加重了语气：“只要把家门关严就会少许多麻烦的。所以，如果要是你能给家属们讲讲这样的课，我想会对每个干部的仕途大有好处的。还有，光自己做到拒礼还不行，还要从孩子、从家庭利益这个角度去规劝自己的丈夫，要时刻敲警钟，千万不能对这些买你官帽子的人大开方便之门，那样的话，就真的完了。去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批捕的徐炳松，在事后写过一篇忏悔录，他说：像我们这些当官的，也得到巨大好处，老伴、儿子、儿媳，全家都有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尽管组织上规定的待遇并不高，但实际上住房、坐车、医疗、吃饭及其他活动交往等等，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很多很多。但不容置疑，我确实在贪……被捕后，顷刻之间，我的一切全然发生了改变，巨大的落差使我思绪万千，痛苦异常，我想起了过去创业的艰辛，岁月的磨难……等等，说真的，他的话对我有非常的触动，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有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不同的是，他是监狱里反省时想到的，我却是在自由空间里这样想的。我的一位老领导常告诫我说，细水长流，不用说别的，就是职务上的一些实惠就够我们享受的了，要是再贪的话真的就是不知足，就是找死了。但光是领导个人有这样的认识还不行，对家属也要经常这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少犯错误，才能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所以我说你应该给这些干部家属讲讲课，就讲怎么当好领导的后盾，当然不光包括拒腐，也包括支持、理解丈夫们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