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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失去土地或务农工作的农民流转到城镇谋生，一部分更是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流动人口，甚至成为‘高危人群’。而另一部分已长期在城镇立足，有稳定的工作、社保、医保、住房甚至有自己的企业或股份，但却又在原来的农村中持有承包田地和宅基地，不合理地得到两块资源。因此‘三农问题’已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全国性问题，已成为我国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大问题。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改革开发的进一步实施，小农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但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这种贫富超距的拉大是国家发展中的毒瘤。”
高部长点头道：“你说得都对，上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几年的大会也比较重视农村经济发展，要不然农业税就不会取消。”
张鹏飞微笑道：“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及提出的一系列惠农措施是在政策上支持农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要想让我国的农业得到完美的转变，就要从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上转变，只有从根上转变思路，才会取得进步。我国有9亿人口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农业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占我国人口3/4的农村人口总体生活情况是国内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此不加快农业体制改革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产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将危及我国整个经济。”
无疑，张鹏飞的话比较尖税，听着他的所谈所讲，高部长微微皱眉，显然没有想到这位刘系的第三代领军人物，敢当着自己的面，如此直截了当地批评现阶段的农业问题。这不但需要系统的考察，更需要难得的胆量！
高部长略微琢磨了一会儿，抬头赞许地望向张鹏飞。高部长与张鹏飞没有什么来往，两人间现在只是工作上的交流，是对国计民生的纯粹探讨。所以，张鹏飞能说出这些话，更显得十分可贵。要知道他的尖锐言论很有可能被政敌抓住把柄，而他偏偏没有考虑到派系的斗争，更没有担心高部长会落井下石，他的坦荡着实令高部长钦佩。
见高部长没有接话，而是在低头沉思，张鹏飞又笑道：“我国上世纪的农业改革打破‘大锅钣’、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刚起步的改革，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以生存压力迫使当时农业进行‘倒退式’发展。如果当时城市国有、集体工业和商业改革仍停留在如同农村一样的个人或多人承包、租赁式的层面上，不继续深化，不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那么现在我国城市和工商企业等各种经济就会出现如同现在的农业、农村、农民一样的‘三农问题’。说句不该说的话，当时的农业改革是在替国有、集体工业、商业的发展承担风险，这是对农民不公平的待遇。”
“小农经济的先天不足就是少量土地与多余农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有近3亿过剩劳动力进城打工，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形成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人员就业难、收入低、几乎无保障的局面。当我们意识到农业重要性时，又往往就农业抓农业，孤立地对待‘三农问题’，未能从农业体制的根本上进行改革，把它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把农业变为规模化农业产业整体来规划改革，把它与二、三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进入wto后我国农业产品又面临外国农业强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我国农业在发达国家农业面前几乎溃不成军。所以，体制、规模的改革迫在眉睫，将会影响国家未来二十年的经济走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以工业模式类的体制来稿农业生产，让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成为拥有土地、利用土地工作的上班族，或者说打工者？”高部长适时地插话道，在张鹏飞讲解的同时，他一直都在看手中的那份几万字的农业改革建议书。可以说，张鹏飞的讲解令他颇为震动，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位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竟然有这么深刻的理论知识。
张鹏飞点头道：“在近半个世纪农业发展历程中，上面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出台了许多配套支持帮助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