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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于国民党军向延安的进攻早有预料，自1946年底起即多方布置，“西北战场的初战：西华池战斗”。但对于进攻具体时间和部署的了解，则有赖于当时已经颇见成效的地下情报网络。被周恩来誉为情报工作“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47年3月2日晨，熊被胡宗南召到其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告以要准备打延安了，并交给熊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当晚，熊将两份文件之抄件细阅记熟后，将抄件焚毁。第二天，熊随胡宗南等返西安之后，就将该情报报告给在西安的联络人王石坚。3月7日，熊再次去王石坚处，告知进攻日期推迟。王石坚告知熊已将作战计划呈报延安，并获得赞许。当熊提出因必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时，王石坚称战略情况已经搞清，细节可由其他人查[1]。资料表明，除熊向晖以外，中共还从其它各种渠道获得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消息和情报。比较重要的，如安插在西北补给区司令部的蔡茂林通过中社部西安情报处王超北所提供的敌军番号、部队驻地、指挥官姓名、人员编制及现有人数的服装补给计划表册等情况；在西北宪兵司令部任特高参的毛培春（化名孟西山）提供的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包括参战部队、多少兵力、洛川特务机关住址、保警队等情况（可参见拙文“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情报和通信工作随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也由西安情报站的吴伯畅以紧急情报上报中共陕西省工委，再由省委电台报前方司令部。
根据各方情报，3月4日，军委作战部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准备用来向延安进攻的兵力，关中、陇东、三边和榆林4个区计有正规军7个师、24个旅、52个团，18.4万人；地方团队21个团，1万余人。总计7个师24个旅、73个团，约19.5万人。3月5日，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3月7日，作战部呈报了《敌攻延安判断图》及《延安南里程图》，判断胡宗南将以5个整编师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进攻。
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原有两个方案：
一是以胡宗南集团从南线，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集团从西线，傅作义及邓宝珊集团从北线，三路进军合击延安；以阎锡山集团位于黄河东岸堵截，一举歼灭我军。另一案则是以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集团在西线及北线牵制配合，集中胡宗南集团从南线突破，攻占延安，歼灭我军于边区或驱逐我军东渡黄河或北上绥蒙沙漠地带。
依照我军的分析，其第一案兵力集中，将缩小我军回旋余地，增加我军作战困难。但是，傅作义远道抽兵困难，阎锡山自顾不暇，而青宁二马及邓宝珊既怕胡宗南乘机消灭“杂牌”，又怕遭我军各个歼灭，各图保存实力；而胡宗南一方面自信兵力优势足以攻取延安，另一方面又害怕二马夺取延安，抢走其功劳并趁机向陕西发展。因而胡、马、邓实际上各怀异志。因此，我军估计敌军以东面堵击，其它三面同时突击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胡、马、邓集团之间存有矛盾，三面兵力数量悬殊，故此种可能甚微。我军依据当时敌情、地形判断，敌必以南线为主要突击方向。
胡宗南在2月28日和参谋长盛文一起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当蒋介石询问其对陕北作战的把握时，胡宗南列举兵力对比，称“极有把握”。当晚在饭桌上，蒋介石再次询问胡宗南究竟有无把握，胡宗南仍然坚持原先的说法。3月1日，国防部、蒋介石都同意了其进攻延安的方略。
不仅国民党之主要战役方向为中共所料中，其具体之进攻线路，即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鄜县、临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亦在我军意料之中。这是因为：
1、该方向是进攻延安之捷径，按行程计算，一昼夜可到达延安；
2、右翼有黄河屏障，可以避免晋西南我军击其侧背，同时该地区有咸榆公路运输干线及洛川至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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