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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通过渤海海峡则骤然缩短为五百里左右，对于幽州来说，可是个致命诱惑。
如果连接这一条华东地区和东北三省的水运要道，会是开天辟地之举，其意义不仅是版图上的彻底改变，更有利于大唐朝廷对于东北地区的控制。
盛京航运在渤海湾的主要功用，就是负责C型绕道渔阳的内陆沿海货运，以及直通三山浦港。
日后，才是开通与高句丽、倭国的海路，目前他们前来大唐均为外海绕行，与那几个小国而言，同样是个最佳航道开辟。
早在秦汉之时，中原王朝就已经开始涉足辽东。每到强盛时，便挥军攻入辽东半岛，占据其南部一大块土地（大致为今辽宁省），有时甚至扩张到朝鲜半岛北部（今北朝鲜）。
而当王朝衰弱时，则对这块飞地失去控制，势力范围退回关内，然后自身亡国，为新朝所代。
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中原式微，辽东半岛上的古国高句丽趁机崛起，占据了辽东半岛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一度成为北亚强国，国力仅次于正如日中天的突厥汗国。
大隋立国之后，由于高句丽统治者桀骜不驯，不肯口头上对文帝服软，加之其有能力对隋朝北线构成威胁，自然怀璧其罪。
于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先后四次对其进行了倾国征伐，结果双方两败俱伤，隋帝国因国力耗费过大而激化了内部矛盾，亡于门阀、突厥、农民军的夹击。
而高句丽也被打得民生凋敝，国力大衰，由于实力剧降，高句丽在唐朝建立后放低了姿态，在东.突厥和唐帝国间左右逢源。
等到东.突厥亡于内乱，大唐代之成为北亚霸主之后，高句丽更是对大唐频频示好，还曾与高祖李渊交换过流亡人丁（唐朝得回了近万流民）。
唐帝国在初建时正饱受东.突厥欺压，国力也十分孱弱，无力对辽东下手，因此两国一时间相安无事。
然而意外灭亡东.突厥却滋长了大唐扩张的野心，而此时朝鲜半岛上诸国不和，便更令其感到有隙可乘，遂产生了对半岛用兵之志。
此时在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其中北部的高句丽最强，西南部的百济最弱，百济与新罗间矛盾颇深，相互攻伐不休，而高句丽则时常联合百济打压新罗，攫取利益。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尽管三国均只是在口头上向大唐称藩，唐朝对其的控制力极弱，但处境窘迫的新罗却颇为需要结唐以自固，而唐帝国也迫切需要一个像新罗这样的盟友，做为自己介入半岛的契机。
之后唐军首番征辽失败，既有唐军劳师远征，日耗无算，不宜拖延的原因，也有高句丽冬季气候极寒，对来自中原甚至南方的唐军十分不利的因素。
从而导致唐军将士和民夫损失惨重，每日耗费的钱粮，比就地取食的高句丽军多出数倍，数量惊人的大军和民夫日耗无算。
而且唐军战死、累死、病死、冻死者不计其数，大批士兵没能返回中原，随军的民夫更是不知累死、病死多少。
并且御驾亲征的李世民，已是在唐军班师的途中，唐太宗突然患上了“痈疽”，而且病情严重，到了不得不“御步辇而行”的程度，与出征前的生龙活虎判若两人。
进而导致他的健康状况在征辽后急转直下，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李世民就一命呜呼。
数番征辽失败，令唐帝国放弃了一举攻陷辽东的臆想，被迫开始稳扎稳打，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骚扰破坏战术替代强攻，第二个就是大幅调整了对新罗的态度。
继唐太宗征辽之后，许多年后高宗李治再次倾国而出，尽管连续两次才最终灭亡高句丽，但三次出征均存在军士不至，粮道不济，其危殆甚状况。
尤其是运粮队行动缓慢，无法隐蔽，而且需要深入敌境，抵达对方重兵拱卫的都城之下，可谓危险重重。
但只要这条航道开通，不仅可但采取多线海路进攻，粮草供给、兵员运输都不再是问题，更不会因战线拉得过长，所导致的中枢指挥混乱、各部间又毫无配合、整幕进攻如同一场闹剧的低级军事失误。
作为每一战都亲历的幽州，当然能自其中看到诸般发展契机，若战事再起，再也不需本应承担计划失败的主要责任了。
粮草，顿兵难进，就是唐军出战关外的最大掣肘。
用作和平时期的正常货运运输，同样存在这个巨大隐患，故而李之的航道开动计划，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昨日里李之的提起，使得本不甚明了其中紧要的三大士族，均连夜各方征询与此相关信息。
所以，才有的一大早赶来寻求夯实此次合作。
不同于他们，李夏却是深悉其中道理，同样连夜组织人员携带官印赶来。
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对于此举的积极态度就说明了一切，尽管李之对这结果早有预判，但还心情也是避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