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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贵和马文升是有不少“新仇旧恨”的。
“新仇”就在陈璇所说的今岁开春。
那时马文升奉旨，与司礼监太监陈宽和英国公张懋等人阅试京营，结果一众侯伯、都督和把总真是令人“眼界大开”。
首试的是骑射，持弓不能发矢的有之，连弓拿不稳而掉地的亦有之。再问韬略，人人支吾，无法作答。
马文升怒而上请，要对十数名侯伯把总严加究治，从夺俸，到罢黜，再到逮问，各种惩处应有尽有。
而泰宁侯陈璇位列马文升奏请的严惩名单之首，这是“劝勉”么？
马文升这一举措，自然惹火了勋贵们。
“旧恨”则发生在弘治二年。
那年，马文升刚转任兵部尚书并提督团营，黜退不称职的将领有三十余人，其中不少人正是勋贵子弟。
这些年来，虽然勋贵对军务的参与有所提升，但能成长的勋贵子弟本就不多，整体实力是在不断下降的。
马文升这一黜退，无疑断了不少人的后路，遭到嫉恨是少不了。
于是有人持弓矢，半夜伏在马文升家门前欲暗算凶，未能得逞，遂又将诽谤信以箭射入东长安门内。
只不过为皇家效命而已，自身的生命安全竟受到威胁？
马文升自然吓得不轻，赶紧上疏乞休致仕，但弘治皇帝没有允准，“温旨慰留”之余，还派了十二名锦衣卫策其安全。
弘治皇帝礼遇有加之下，马文升没再坚持致仕，从六十余岁，又干到如今七十多。
泰宁侯陈璇顿了顿，又道：“皇上，保国公所率领的征虏军足有十万之众，北虏闻之，能不惧而退之么？”
朱厚照瞄了瞄陈璇，暗啧一声，北虏如此容易就被吓走？
他上一世所记载的史书里，有明一代，北虏对大明的侵扰可是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的。
想当初，太宗文皇帝五征漠北，也没有达到“漠北尘清”的目的。
第五次亲征回程之时，太宗文皇帝更病死于榆木川。
数次征战之后，大明的经济和军事不堪重负，国库已基本耗空，没法再进行大规模远征。
被五次征讨的北元残部虽然遭受重创，但随着大明无力再征讨，得到休养生息之机。
二十多年后，重新崛起的瓦剌部，就几乎给大明带去毁灭性的打击。
正统年间，听信谗言的英宗睿皇帝，居然效仿太宗文皇帝征讨漠北。
没有周密的战前部署，甚至连粮草补给还未备齐，在诏令下达的两日后，英宗睿皇帝统率的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已匆匆出发。
虽然扈驾随征的文武臣僚众多，计有成国公朱勇、英国公张辅，以及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但英宗睿皇帝竟不许这些文臣武官干预军政，反而让他宠信的宦官王振专断一切事务。
由于粮草未备，兵马已先行，大军还没到大同，行粮就几已耗尽。
瓦刺部的太师也先，为了诱明军深入，还故意示弱北撤。
误判形势的王振随即执意北进追击，但不久后，传来了己方前锋全军覆没的消息，受到惊吓的他又仓促决定班师。
不料，明军刚退至宣府，瓦刺大军已追袭而来，随之明军被紧紧围困在土木堡。
结果，号称五十万的大明军毫无章法可言，几乎尽墨于土木堡，数百名随行的文武臣僚皆殒身，甚至连英宗睿皇帝亦做了瓦刺部的俘虏。
得知土木堡兵败、英宗睿皇帝被俘，大明朝廷大为震动，既有提议南迁避祸的，亦有主张坚守抗击的。
眼见大明处于非常时期，急需新皇来主政以稳定民心，主张抗击的于谦等人提请皇太后，郕王朱祁钰得以即帝位。
于谦临危受命，更被擢为兵部尚书，而后奏请将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备倭军等官兵急赴京师护卫。
与此同时，又下令将通州近百万石的储粮移入京师。
随着储粮入京、各地官兵的陆续到来，京师民心渐稳。
瓦刺部在八月中旬就击溃了退守土木堡的明军，但居然没有乘胜直捣京师。
直到十月初，瓦刺太师也先才挟持英宗睿皇帝兵临京城。
但此时，经过足足一个月多的“喘息”，大明已做好抗敌防御的准备。
双方相持了月余，大明军民是同仇敌忾，瓦刺部却伤亡惨重。
“战不利”，又担心“后路被断”，瓦刺部不得不北撤而去，京师遂转危为安。
土木之变后，京营精锐全毁的大明，只能依托长城被动防御，再无主动出击之力。
吃过大亏的大明君臣，自此对残元各部的警惕倍增。
而仅靠游牧的残元各部，生活始终困苦，大明的物资一直是他们的期盼。但他们获取的途径并不多，要么朝贡互市，要么侵边掳掠。
在大明众大臣看来，我堂堂天朝要与你这边臣互市？那绝对有损大国威严。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的臣子均认为“朝贡互市”，是易铁锅、茶叶和布料等物资给残元各部，这样势必会助长其实力。
此实乃资敌之举，断不宜持续开启。
于是，所谓的“朝贡互市”就成了摆设，时断时续之下，残元各部无法获取足够的生活物资，就只能侵边掳掠。
因而大明边镇常受侵扰，边事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