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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那些足管部门不还是国家机关单位？
还不是公职人员？
难道就不能把他们撤职换掉？
难道还有谁敢不听国家的指派安排？
这么问的多半没有社会工作生活经验。
其实没有谁是坏分子，也没有谁是反动派，甚至于那些掌管各个部门的人员还竭尽全力的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想把中国足球搞上去呢。
还是那句话，如果只是新加坡、瑞士、卢森堡这样的小国家，他们要做个什么决定也就是楼上楼下喊一声，搞足球青训能特别修几座球场给孩子用就好了，甚至最高元首直接指派谁来当青训教练都行。
而在中国，从最中枢地方传出来的政令到部委，再到省市，再到各个区县，这每一层都是几十几百倍的放大。
当整个足管部门体系已经习惯了的运作模式，总不可能把上上下下几千几万几十万相关人员全都撤职吧，这种专业体系还得靠整个专业体系来运转。
撤掉头头不过是从原有架构里面选个人延续之前的运转，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
从外面找人来又容易外行指挥内行。
这就是治理足球体系的困难。
就好比一家创业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人少精干，每个人都一专多能干得兴致勃勃，就像白浩南这边的架构，每个人都在前仆后继的付出。
一旦这家公司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变得巨大臃肿，人浮于事，弊端丛生，大家环顾左右看看自己视野里的那些大企业大公司，就明白尾大难掉是什么意思，巨大的体系已经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扭转的，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哪怕刚刚进入的时候都带着一片热忱的心，慢慢就会被同化掉，他们只看见自己部门那点利益，个人的福利，以及一切的来源都是他们手中那点权力。
坚决不容侵犯的权力。
因为知道自己作为个人不可能改变整个架构，着眼点慢慢就只停留在自己眼前那点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上。
无数个细小的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汇集起来，就会变成巨大的保守顽固力量。
这就叫体制。
改良体制有多难，已经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论述了。
最简单的当然是暴力推翻重新来过，就好像建国以后百废待兴，又生机勃勃一样。
可那样的成本太大，一般都是选择改良，改良的人就近似于变法，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都是类似的举动，正如周波所说，变法的人下场一般都很惨。
白浩南采用的办法是另外找寻一条路，尝试着分解这种巨大的架构。
当然这种行为，是不是有人给他传递了讯息指令，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起码任何一个教练、运动员，甚至足球培训行业的任何一个圈内人，想要触动这种改变，想要提出这种建议，提出这样关于青训教练资格证考核的建议，只可能是交给足球行业的主管部门，那也是唯一可以提交的渠道。
不然这种东西拿去给谁？
分分钟各部门教你明白什么才是踢皮球的最高境界。
但偏偏白浩南好像可以超然于这个体系之外，他把建议提交给了江州市青年联合会和市团委，再由这两部分分别往上提交！
他不是担任江州团市委副书记和青年联合会副会长么。
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哪怕是在省市级别的政府机关，同样也是要有这方面建议的业绩工作要完成，有多少建议被哪个层面采纳，被谁看到，被谁批示，这都是要记录下来的。
这就是体制积极的另一方面。
普通教练、运动员提这些没人搭理，也许只能理解为他们没得到证明吧，就像那位篮球小巨人，当他作为篮球界无可争议的最高光人物，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时候，他就能一步步走上行业最高点，他的所有举措都能得到认同执行。
纵然是这样，他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
白浩南这八卦新闻一大堆的家伙，又没有那么辉煌的运动员生涯，哪怕现在的教练业绩也不足以完全支撑直接改良，所以他选择另外开条路。
报告私底下拿给马儿和老宁看了下，阻止了这俩想联合署名的举动，白浩南得意洋洋的当天就把报告递交上去了，原话是：“别想跟老子抢功。”
马儿和老宁都懒得搭理他了！
当然，他们也比较忙，这种文件既然是先提交给江州，爆发出来也还有个时间过程，而从昨天的专题节目以后，他们都得忙着参加各种和大学生足球有关的会议了，马儿和老宁都是最沾这个边的。
懒得在京城堵车状态下送报告去看一眼，又要格外强调保密，马儿和老宁看到的都是视频通话朗诵版本，最后的电子文档传输给沈副部长，这些都是秘书做的，然后又沉默无语的静静坐在那只留下个背影发呆。
白浩南不敢惹，想蹑手蹑脚的出去，又觉得丢下秘书心事重重的坐在那有点太可怜，以往他多能狠心啊，现在却小心翼翼的生怕伤害了爱护自己的人，只好坐在窗边，看着外面快活踢球的球员们，继续整理自己的技战术表。
唯有沉浸到这样的工作中，才能有种如鱼得水的轻松。
培训营也就是趁着周中的这几天，才能空出来给江州队暂用，青训的孩子们也兴高采烈的挤在旁边看成年职业队训练，所以外面的几块场地很热闹，偶尔经过窗口的球员看见白浩南，还老鼠见了猫似的跑远些。
更显出了集装箱办公室里的孤寂，天色慢慢落下来，投射出有点昏暗的影子，球员们都陆续去洗澡换衣吃晚饭了，外面的喧哗也逐渐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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