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7 对屠杀的第一次报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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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见《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一·外国四》。

    徐学聚等人奉命“问罪”西班牙殖民当局，然而在他们颁布的《谕吕宋檄》中，虽然一开始也宣称“尔吕宋部落无故贼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实属严重罪行，但考虑到对方认罪态度较好，况且“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竟然为对方的暴行进行辩解。

    殖民当局见到这份“问罪状”如释重负，自此看清明朝色厉内荏、糊涂颟顸的本性，在之后剥削、屠杀华人的行动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去世明朝没有向西班牙还击也有深层次的原因。在17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入，加上大明朝廷超量印发宝钞，彻底击垮了以宝钞为基础的明朝信用货币体系。所以自嘉靖后期，国家货币财政开始陷入危机。

    但是在宝钞制度名存实亡和盐引制度被废除后，大明朝廷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发行公债或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赤字。而且万历三大征也耗尽了帝国的元气，已经无力对外征伐了！

    根据达维南特的计算，17世纪的英国，政

    府每年收入的330万英镑中，仅来自海外贸易的进口税就大约有130万镑，约占39。14%。而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每年可达200万英镑。同期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

    而同时代的中国情形却不然。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盐课价值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明代末年，在朝廷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掩护下，国家根本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不足。

    晚明的几位皇帝对于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虽然嘉靖时期统治者解除了海禁，海上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但是大明朝廷不但没有形成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的企图和欲望，而且对于中国海外的贸易势力，也不给予任何支持。

    简单来说，大明政府没有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得足够的利益，因此对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则视为麻烦和累赘；虽然西班牙人屠杀了2万5千华人，但毕竟这些华人并不在明朝本土。

    而与西班牙人交恶的后果，明朝万历皇帝和官吏是看得很清楚的——明朝巡抚南居益认为：“夷舟坚铳大，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军将领朱文达认为：“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

    也就是说，明朝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这些海外华人引起边境动荡，因为为这些海华华人出头并没有什么实际好处，反而可能导致与西班牙人的战争。

    不过虽然力有不逮，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虽然做的并非完善，但至少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无力声讨了。可见中国之强弱，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