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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天启十一年的七月，皇帝收到苏州知府传来的消息，说是苏州工人造反，要攻陷衙门，现已经被镇压下去。
事情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内阁首辅却又交上来一封苏州主簿夏允彝的上疏。这篇上疏讲述了与官府对抗者是苏州的踹匠，以及为何大打出手。
苏州的踹匠，是碾布作坊手工工人，多是来自南直隶各州县的失业农民，人数众多，天启十年达到两万余人。他们工价低廉，还受作坊包头的盘剥和压迫，并受官府的严密控制。他们入坊要有保人，被官府编入保甲，白天做工，夜间被关闭在作坊，驻防兵丁昼夜不停地在附近巡察。
踹匠若投河、上吊、自刎，由保人及亲属领回尸体，不得告官。踹匠不堪坊主与官府的压迫，又无家口拖累，不断进行反抗。踹匠反抗的办法就是盗窃坊主家的财物，拿出去私自贩卖。再后来就是举行因为米价上涨，全体踹匠举行大罢工。最终他们和官府大打出手，被指为造反。
朱由校看完之后，就大概相信了夏允彝的奏章。这无非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皇帝决定派出专员去调查，最后再惩罚当地的官员和商人，跟踹匠们讨论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出来。
夏允彝是个举人，不能从知县干起，他只能从主簿开始自己的仕途。皇帝要视情况给他升官，这说不定又是一个类似于海瑞的人物。
皇帝处理完这些事项，又调转目光，专注于朝鲜事务。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他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夺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保证中原的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就并不太在意。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也是受交通、信息传播的不通畅，帝国无法有效控制更广阔的国土面积，就自己给自己划了一条国界线。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维护丝绸之路是顺便做的事。
终北宋之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后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突显出来。
朝鲜半岛是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中原文明的传统战略是以防御为主，它不想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以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就像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
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国力虽然远远超过朝鲜，但辽东的气候太过寒冷，前线的屯田一直没搞起来，人口没有得到足够的增长。中原人势力一直都没超过渔猎的女真人和放牧的蒙古人的势力总和。
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环境不无关系。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唐王朝，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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