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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读书人最早通常是用薄棉纸印书，薄棉纸有‘气色超元匹宋’的美誉。可是现在的纸张劣质不堪。其次是刻印马虎，校对不精，再加上为了易成而速售，书坊主又常故意用柔木雕板。于是在印了一定的数量后，字迹便开始模糊，但书坊主仍将它们与其他书页掺杂在一起装订成册出售。买到这样的书已是够不愉快了，可是有的书坊主还采用了更恶劣的手法。他们翻刻畅销书时，书名不变，目录卷数也仍照其旧，但是刻印时，却将每一卷中的内容删去若干，以求减少用费，买到这样的书籍后若不与原本校对，购书者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看你说的这么咬牙切齿的，想必你一定是这些奸商的受害者吧。这些坑人害人的奸商，朕一定要整治，不让良善百姓吃亏。”皇上打趣道。
“回陛下，我年少时懵懂无知，确实受了不少奸商的骗。我说的前面这些都是小问题，接下来要说的是会动摇朝廷的正题”，汪乔年停顿了一下，“现在私铸铜钱有不少人，地点也是主要在苏杭一带。”
正当伪劣商品在市场上泛滥之际，相应地，伪劣货币也开始流通了，这可以说是必然之事。从理论上说，货币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商品，伪劣商品在流行，伪劣货币自然会出现；就人情而言，那些人制造伪劣商品的最终目的是赚钱发财，那么直接铸造伪劣货币岂不更为爽利！
明代中后叶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白银与铜币两种，不过人们日常购物多半用铜钱，而且小数目的交易也非用铜钱不可，因此铜钱可以说是当时使用最广泛的货币，于是有人就打它的主意，自己私铸。明代历朝几乎都有人在铸私钱，从弘治朝开始情况变得日益严重，而嘉靖朝以后私钱则是更为滥恶。
“陛下，在苏杭一带，私铸铜钱最为猖狂。开始时还只是私钱每枚所用铜钱的分量低于政府的规定，后来则是在铜中常杂以锡铁，到了最后，甚至还有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的。那些私铸的低恶之钱被称为‘板儿’。”汪乔年严肃地讲道。
‘板儿’的出现给交易买卖带来了麻烦，因为人们须得对支付的铜钱作一番挑拣，否则就会吃亏上当。经过多次的反复争执与讨价还价，后来人们约定了一种较简便的兑换方法，那就是二枚‘板儿’抵一枚好钱。这方法最先是由北京人发明，接着便很快地流传至全国各地。事实上，二枚抵一枚的比价仍然有利于私铸者，因此私钱有增无减，以致市面上好钱反而是难得一见，人们为了保值，一般不再愿意动用自己所珍藏的好钱。
对于私钱的泛滥朝廷并没有置之不问，相反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禁止，私铸者一旦被发现抓获，就要处以重刑。可是，私铸获利甚丰，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有些人是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肯放弃赚钱的捷径。从目前满街都是‘板儿’，好钱却难得一见的结果来看，在刑与利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是那握有国家机器的政府。
大明朝廷与广大百姓都是私钱泛滥的受害者，但政府毕竟是手中有权，它虽然对私铸的有增无减无可奈何，却可强令全国税课征银而不征钱，以保证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因私钱泛滥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全部要由百姓们来承担。将铜钱兑换成白银后才能完税，这意味着百姓们要多受一层剥削，而且当时的奸猾之徒何止只是私铸劣钱，他们同样地还制造劣银甚至假银。
银子要比制钱贵重得多，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接触银子的机会相对较少，鉴别假银、劣银的能力也较差，易于上当受骗，而贫寒之家一旦收进一块劣银或假银，就是一场大灾难的降临。汪乔年还举出了一个例子，在宁波某人卖牛收进了假银，他缴纳赋税时被当做伪造假银者抓起来审问，最后被迫自缢身亡。可见因受假银之害而家破人亡的不知还有多少。
假银的制作是越来越精巧，几可乱真；使用假银的人是越来越多且已公开化；假银制作者开始与社会恶势力相结合，以至于政府律令虽严，对于假银的制作与流通却是束手无策。最后蒙受重大损失的是一般老百姓，试想，他们去那些兑店将钱换成银子后再纳税，其间又不知要发生多少悲惨的故事。
与假银同时出现的还有劣银，它不像假银那样仅仅是用一层薄薄的银皮裹着铅铁，而是将银与铅、铁、锡等其他金属熔铸在一起。譬如说，一锭十两重的银子实际上只含八两银子的成分，另外二两是铅铁之类的其他金属，如果交易时对方未能觉察，那就等于使用者白赚了二两银子，如果对方精于鉴别，那么这锭银子只能按其实际含银量论价。
制造、使用劣银所能获得的非法利润与假银相比要少得多，而且是否真能获得还取决于交易对手的鉴别能力，银子的成色与获得的非法利润以及与被人识破的可能性都恰成反比。由于劣银的流通在事实上并不被禁止，因此对有心作伪的奸猾之徒来说，干这一行与制造、使用假银相比也自有其优越性，那就是非法利润虽相对较少，但风险全无，至多是骗人不成，按实际含银量估算而已。正因为这个缘故，投入流通的劣银数量要远比假银多得多。